关于明朝初年成都籍民众迁徙山东考

近年来，山东青岛、烟台、莱州、日照不断有人来访或来信，寻找祖籍之地，其家谱都记载：“原籍成都，明朝洪武二年（1369）由四川成都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迁居山东”，据称 “烟台、招远、莱州、蓬莱、龙口、莱阳，大约80%的村庄的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迁过来的。”据此推断，当时有一定规模的迁徙活动，随军出征，或是避乱。
　　一、从史籍记载看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路。”（《明史》卷1）“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月辛未，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王。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鞏昌等路。”（《元史》）至此四川地域为明玉珍所据，直至明朝洪武四年(1371)汤和平定四川，明氏建立夏朝，据有巴蜀之地仅仅十余年。（按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所引新都杨学可《明氏实录》，明玉珍攻占成都应在至正十九年。）
　　明朝建立后，虽然是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明史》卷二）正式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户籍和流动的制度，但是在洪武二年（1369）朝廷已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参考》等资料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据《洪洞县志·古迹》记载：明朝政府在洪洞县的广济寺“设局驻员”，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广济寺办理手续，发给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然后按照官方指定的地方，在兵士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各地。
　　明代对人口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老百姓一旦定居一个地方，就不允许随意流动，如果要到其他地区走亲访友或办事，须到官府开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关卡或巡逻的军队逮捕，这样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口大量的随意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据此，洪武二年，四川尚被明氏所据，象上述具有一定规模的民众迁徙活动，跋涉数千里迁徙到明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是绝不可能的。
　　二、从地名考察来看
　　其家谱所记“成都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由于成都市在明末遭受大规模战乱的破坏，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因此古地名已难以查考。现仅从以上记述简析：
　　“东关铁碓臼”: 东关，即指东门一带；碓，《说文解字·石部》谓“碓，舂也。” 臼，《说文解字·臼部》“臼，舂也。”即二字为同义字，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但是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碓、臼二字在文献中都没有连用的。碓、臼，即过去用来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成，中间凹下。用铁制作用来舂米的碓、臼不多见，道家炼丹多用铁碓、臼捣矿石、药材。近现代以来，中医药铺中则多用小型的铁碓(臼)来捣药材。如果用作地名，其地当有一著名的铁碓、或铁臼。碓、臼，今川人多称“碓窝”，而成都市郫县则称“沙盔儿”。今日成都市东门一带没有这样的古遗迹。
　　“江右”，古代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由于古代的成都城一直是二江抱流的格局，故东关江右应在东门附郭一带。
　　“铁狮子口大树村”，今日东门一带没有铁狮子遗迹。
　　“大槐树”，清代光绪五年《成都城坊图》中，出东门，沿水井街而下为“古双槐树街”，是否即此，难以确考。
　　“成都府驸马县”，元明时期成都从未设置过此县。
　　“石狮子胡同”，胡同即小街巷，最早始于元代。但在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街制》中称胡同为“衖通”。明嘉靖年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万历沈榜的《宛署杂记》里，“衖通”则写为“衚衕”。《宛署杂记》中的解释是：“衚衕本元人语”。后来逐渐被简化，写作胡同。故称街巷为胡同是在明代后期。因此其家谱非源于旧本，当为后世所修。
　　三、结语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山西移民留传的一首民谣。据史籍考察，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迁出者也不仅仅是洪洞人，还有太原及泽、潞、辽、汾、沁诸州的。然而，为什么世世代代，众口一词，都提到大槐树这样一个标志？如上面家谱所说“大槐树”也可能本于此。当时外迁移民涉及到山西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情况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部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哪怕是短时间的吃、住都是难以解决的，显然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由于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点签移民，大槐树下当是移民“聚集地”，影响所致，移民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因此，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从山西迁移的。那么上述家谱所提及的成都移民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成都迁往山西，再从山西迁往山东的。
　　那么成都移民是什么时候迁往山西的？
　　元朝末年,明玉珍攻占重庆后，元右臣完者都“会平章朗革歹、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万胜御之。胜攻嘉定半年不下”（《明史》卷123），又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己亥（至正十九年(1359)），玉珍亲领兵至嘉定围之，令明三（即万胜）率锐兵直趋成都。时元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贼所执，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闻明兵至，皆惊溃。明三领兵入省中，虏朗革歹、赵资妻子，顺流而归。新都杨学可《明氏实录》”。时东路、西南路为明氏所阻，溃兵只能向北退走。因此，为了避乱，此次即可能有大批的成都民众随军迁徙。明玉珍攻占成都后，又“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鞏昌等路。”龙州，今日绵阳江油一带；青州，历史上陕甘、四川从无青州之设置，疑为青川之误，当在今日平武一带；兴元，今日汉中一带；鞏昌，今日陇西一带。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民众只能不断地向北迁徙，寻找一个安居之地。
　　此外明氏建国后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乱。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明玉珍去世，子明昇自立。其母彭氏临朝听政。时大将万胜与司空张文炳不和，万胜派人杀死张文炳。明玉珍养子明昭为张文炳复仇，假托彭氏旨缢杀了万胜，引起朝臣的不安。“胜有开国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录》”（《国初群雄事略》）驻守保宁的大将吴友仁上书，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声讨明昭之罪。“丙午（至正二十六年），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遣使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幼主数调兵诛，皆败而回。四月，命丞相戴寿讨吴友仁。明氏实录”（《国初群雄事略》）吴友仁又致书戴寿，“谓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明史》卷123）戴寿乃上书诛杀了明昭，吴友仁才息兵入朝谢罪，内乱得以平息。因此，在这样的内乱中，双方的部下、百姓为避乱也可能外逃。
　　洪武四年(1371)，明朝军队伐蜀，汤和率军从夔门入，傅友德率兵由陕西出，此时蜀中民众再无北迁的可能。明昇投降后，被迁往南京，封归义侯，后又迁高丽安置。明氏后裔，据资阳1928年重修《甘氏族谱》记载：“吾族肇自江南，继迁于楚。元末明初入蜀，有明珍公，抚有四川。传自明昇公，封归义侯。侯公四子，曰庆一、庆二、庆三、庆四。庆一公居渝城，庆二公居富顺，庆四公迁江西、湖广、广东、贵州、云南等处。庆三公居长邑、邻水、资阳、内江、荣昌、威远等处。明珍，楚随州人，元末据蜀称夏帝。”从此家谱看，明氏后裔已改姓甘，其迁徙源流十分明晰。此外，元末明氏入蜀，其部属多为湖广籍，据有巴蜀之地仅十余年，如果是明氏部属迁居山东，绝不会称籍成都府。
　　综上所述，明朝洪武二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由山西迁移的。成都民众向外迁徙的时间当在至正十九年、至正二十六年。其所修家谱多为后世重修，或故老相传、口授所误，或在一些细节上略于记述，故致后世难于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