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四)
第五节 索氏家族在敦煌地区的经济活动
敦煌索氏家族通过豪族之间的频繁联姻，跻身于敦煌上层社会，继而左右瓜沙地区僧俗两界。这一切都是以该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粮食加工业、制造业，种聚财富。
在沙州，世族在地产比均田制度更加古老。 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
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自足。
由此可见，敦煌城郊的水渠侧有世家大族“家家自足”的庄园。
姜伯勤认为，敦煌的的主灌溉渠源于敦煌西南的鸣沙山，渠水由西东流。水头即西南地区，为灌溉条件较为优越的沙州良田。沙州大族多占体制改据西南水头地区或城东近效的良田，其家渠也在附近(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据敦煌文书记载，索氏家渠有三条：一条为索悤同渠，一条为家渠，二条为索氏底集。索悤同渠位于城东，属三支渠大河两侧灌溉系统。索家渠位于城西南，属都乡大河母灌溉系统。索底渠也位于城西南，属孟授水系。索氏家族在敦煌城西和城东拥有大片良田。
索氏家族饶有田地，农产品获颇丰，并享受免税特权。前揭p.3774号<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齐周出家后为与其兄争奋家产所写拆状，文中详细罗列他在三十年中为家庭所做贡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未得牛中间，亲情知已借得牛八具，种涧朵地至毕功。其年收得麦一十七车，齐周自持打。
杨际平认为一个牛(即两头牛)一天可耕地一突，齐周同时借八具牛耕涧渠地，则每天可耕地八十亩(注释：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从齐周的拆状看，其涧渠地似非一、二日即可毕功。由此推测，齐周一户的田土应不少于二、三顷。齐周会身任将头，“当户突税差科产并无”，在吐蕃优待世家大族的政策的庇护下，不断扩大地产。p.3703号背<释迦牟尼如业涅盘会功德赞>云：
阙有信士巨鹿索化讳□□，……青田数顷，世嗣丰年，缘树千株，负衣为业。
这位巨鹿索公亦富有地产，家境殷实。另p.4986号<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为河西节度押衙巨鹿索公的妻子杜氏的邈真赞，称这位索公家中“桑麻万垄，缉烛(灯)遗风”，也广占田地。s.514号<唐大历四年沙敦煌县县泉乡宜禾里手实>记载了十五个家庭的户口，其中有索思礼一家。
据统计，这十五家平均每户应授地十六·八顷，实际所得为0·五五顷。而灵州武略府别将索思礼一家应授土地六十一·五三顷，实际所得二·四三顷，为平均所得土地数的四·四倍。索思礼授勋“上柱国”，其子亦袭为上柱国，政府向其家庭赐有大量勋田，并役使四名奴婢为其耕作。索思礼一家的经济状明显优于其他家庭，这是索氏家族雄厚经济实力又一明证。
索氏家放占据水渠，拥有良田，粮食丰饶，这为他们从事与粮食相关的工业如磑米、榨油提供了条件。索氏家族从事这些这些经营活动，获利极丰，现分别论述于后。
磑碾业：在气候乾旱的敦煌，由于旱碾效力低，成本高，人们往往依靠水碾加工粮食。因此，水碾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寺院、大族都将水碾看作重要财产。在唐代，获准立碾的只能是官方特许的寺院，拥有水渠的豪门及官立机构(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这就保证了水碾所有者可获高额利涧。唐代豪族占有水碾的记载屡见不鲜，如“王公之家，缘渠立碾，以害水功”(注释：《唐会要》卷八十七<磑碾>。)。索氏家族亦有碾三所，从事粮食加工。又s.3873号<索琪牒文>云：
(上缺)代水磑三所
另据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
齐周去酉年看丝绵磑，所提斛斗，除还外课、罗底价、置鏊一面及杂使外，余得麦粟一百三十石。
此牒叙述齐周为丝绵部落看碾一年，净入麦粟一百三十石。<索琪牒文>是索琪为追回五十年前其叔父族与寺院的财产所写牒状。崇恩拥有水碾三所，按每所水碾年收利一百三十石麦来计算，其收利当为三百九十石麦。而崇恩作为水碾所有者，收入超过这个数额无疑。
畜牧业经济是唐五代敦煌的主要产业之一，与农业一起构成敦煌地区的两大经济支柱。敦煌附近的紫亭镇、常乐、都河甘泉水下游湖泊草泽地区都水草丰美，是敦煌主要的畜牧区域(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人们在这些地方放牧羊、马、牛、驼等牲畜，以获取利益。在敦煌文书中屡见“知马官”、“知驼官”、“羊司”、“牧羊人”、“牧子”等与牧业有关的名词。索氏家族拥有牲畜数目庞大，p.3174号<沙州僧龙藏牒>叙述齐周家前除料理田产外，还顾人放牧牲畜，家中“羊满三百，小牛驴三十头”。这只是不完全统计，但数量已颇为可观。又据理力争p.3410号<崇恩遗嘱>记载，他有“(上缺)二岁草马壹匹”、“五岁草驴一头”、“四岁父驴(下缺)”、“牛五头”、“耕牛一头”，亦广有畜产。
酿酒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们饮酒成风，达百贵人僧侣百姓纷纷设坊酿酒，赚取丰厚利润。索氏亦开坊酿酒，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云：
齐周自开酒店，自雇人，并出本价三十石造酒。其年除吃用外，得利价七十亩，柴十车、麦一百三十石。
齐周经营一年，所获粮食除供全家吃用外，还置地产七十亩，余一百三十石。当时一个劳力辛苦劳作一年才得利六十石(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齐周收入至少相当于一个劳力劳作三年所得。而开设酒店需要雄厚财力，非一般家庭所能为之。
索氏家族还开设资庄，从事高利货经营。s.2228号《辰年巳年麦布酒付历》云：“又索家货粉一疋。”s.6235号《子年便麦粟历》云：“子年抵领得及官仓如后：昌归边便粟两石，至秋四石。索家仓三驮麦。”由此可知，该文书中所载高利货利率为年利百分之地百，获利相当高，索氏从事高利货经营收入亦很可观。
除此之外，索氏家族还经营榨油业，活跃于丝路贸易的商业活动中，这些情况在敦煌文书中均有记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敦煌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畜牧业，并且以此为基础，从事商业和加工业，积累资本。
结束语
以上我依据正史、敦煌吐文书和碑记资料详细分析论述了索氏家族的渊源、发展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敦煌索氏家族的深入研究，我们对敦煌大族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远离中原，是民族聚居与民族争夺的特殊地区。我们所考察的敦煌大族，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因此，他们既体现出与中原地区门阀大族相同的共性，又体现出一定的个性。
就总的历史发展潮流而言，门阀大族萌生于汉末，兴盛于魏晋时期，衰落于唐代。然而在敦煌地区，门阀大族势力在唐代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日益兴盛。例如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邈真赞”之类的历史资料，标明所述人物的郡望源渊，p.2970号<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称其“门承钟鼎，代袭簪缨”p.2482号<罗盈达墓志铭并序>称“其先著姓”。莫高窟许多大窟都由大族出资修建，在供养人题记中罗列其家庭成员，叙述郡望源流。这些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社会生活中，人们仍非常看重姓望和家世门第。
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门阀大族在人们心目中还保持著崇高威望，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而在敦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大权仍把持在以张议潮家族为代表的敦煌大族手中，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地位优越，控制著敦煌佛教界。这一切都体现著敦煌大族的个性特征。
二、敦煌大族体现出共同的家族发展进程。敦煌大族绝大多数是汉魏时期由中原地区移入敦煌地区的，经过魏晋时期的大发展，在唐代达到极盛阶段。例如敦煌罗氏原居豫章，“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在归义军政权中，罗氏家族任职者很多，威望较高。清河张氏在汉代移入敦煌，后来成为大族。王氏自太原迁入，宋氏自广平迁入，索氏自巨鹿迁入，刘氏自洛阳迁入，杜氏自京兆地区迁入，李氏自陇西迁入。这些大族自中原迁入后，形成敦煌大族的主体，他们掌握著敦煌的大权。
三、敦煌大族对敦煌历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地方大族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地方豪族作为政治、经济力量较强的地域性集团组织，能够起到组织民众，保护家园的作用，尤其在动乱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最明显。例如，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向河西地区发动进攻，在敦煌地区由敦煌大族组织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抵抗活动。大中年间，率领敦煌民众推翻吐蕃统治的张议潮就出自敦煌大族南阳张氏。他们的这些政治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受到人们的称赞。
敦煌大族作为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为学术的发展、文化的弘扬作出一定的贡献。敦煌索氏这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前文已述。在归义军时期非常活跃的张景球出自清河张氏。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留下二十余种作品，发为邈真赞、铭记、写经题记等。其中许多作品极有研究价值，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如p.2488号<贰师泉赋>、p.2913号<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如s.1655号背<白鹰呈祥诗二首并序>。
敦煌大族是莫高窟的一支重要营建力量，他们为莫高窟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莫高窟开龛塑像需要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而敦煌大族具有优越的经济地位，雄厚的资财，他们主持开凿了许多大窟，如九十四窟、九十六窟、九十八窟、二二0窟，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大族对敦煌的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表现在：敦煌大族长期把持敦煌地方政权，形成对敦煌政治、经济的垄断，阻碍了历史发展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