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1903—1973) 女，汉族。1903年5月生，祖籍湖北咸宁。曾用名彭友姑、陈萍。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
详细事迹
在曾经担任过共和国部长的女性中，有一位是从鄂南大山中走出去的部长。——这位继史良、李德全（1949年10月任司法部部长、卫生部部长）之后的共和国第三位女部长、国家监察部第一任部长。这就是钱瑛。
1903年5月14日，湖北省咸宁县（现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一户在潜江县周矶经商的钱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小生命。看到女婴眉清目秀，红扑扑的小脸透着灵气，如同一块璞玉，父母便为孩子取名钱瑛。
钱瑛出生时，其家境宽殷，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她的祖父钱兰田坐贸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他们以汉口为总汇，来往于荆襄——武汉——咸宁之间，商业上呼应灵通。当时武汉至咸宁尚有水运航钱，小轮、帆船载运货物，动辄租以汉口，“仁义”轮船公司的“国泰”、“德泰”、“公利”、“祥风”4艘轮船和武昌“利济”轮船公司“南通”轮络绎于武汉——咸宁航线，在咸宁、沙市、潜江一带名声很大，方圆数百里的商户都与他们有业务来往。
1904年，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钱焕庭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于一场火灾，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并殃及到汉口和咸宁的生意。钱瑛的父亲钱训臣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织造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到湖北天门人、广东新军第一协统统领张炽所部任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后为照顾年迈的祖父，返回咸宁家乡务农。
钱瑛自幼生长在这个“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家庭里，深受其父母的伦理观念的薰陶，但由于父亲职业的频繁变动和经常的迁移，也使钱瑛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和接触到新思想和新事物，因此，她不象姐姐那样唯父母之命是从，而是个性倔强，具有鲜明的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叛逆精神。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8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当钱瑛10岁时，父亲又到潜江周矶重开商号，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初谙世事的钱瑛对一些封建陋习深恶痛绝，她渴望有独立的人格，向往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她向父亲力争，不再缠足裹脚。
随着时间的流逝，钱瑛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也开始踏进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终于收下了一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在一起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而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乡邻们的冷嘲热讽将会成为钱家的耻辱，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并把她看管起来。
性格刚烈的钱瑛不愿就此屈从。这天深夜，她写下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了异常的动静，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惊吓之余立即请来大夫合力救治。此后，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也不再在钱瑛面前提这件事了。钱瑛的颈部从此也留下了一处深深的疤痕。
通过这件事，使钱瑛认识到：要真正摆脱封建婚姻的罗网，必须要有独立生活的本领，为此需要冲出家门，进正规学校念书。此时的钱家经济上已不显宽裕，钱训臣本不想再送钱瑛读书了，但拗不过女儿的苦苦请求，终于答应她到潜江职业女校学习。钱瑛进入女校后，学习成绩突出，修业期满，留校当了一名教师。但钱瑛不以此为满足，决心赴省城继续深造，以求学到更多的知识。
钱氏家庭中，有一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理论家”的钱亦石，论辈份，他是钱瑛的族叔。
钱亦石1909年夏离开家乡咸宁，考入汉口商业学堂。1916年秋又到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前身）学习，预科一年后转入博物部。1920年夏毕业后，进入湖北省教育厅任职员，同时在董必武主持的武汉小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一师兼任教员。由于他思想进步，追求光明，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钱亦石担任了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执委兼宣传部主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党团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他经日本转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12月回国。在上海，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的安排，在阳翰笙领导下，钱亦石从事革命和进步著作的译、著工作，开始了革命文化推进者的职业生涯。他从1932年起任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还加入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任该组织的党团书记以及“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1938年1月，钱亦石病逝于上海，留下44种著作。毛泽东等为他送了写有“哲人其萎”四个大字的挽联。
1923年，钱瑛说服母亲同意她报考湖北女师。在武昌，她找到了时任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的钱亦石。钱亦石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非常喜爱和器重，他热情鼓励钱瑛报考这所学校，并为钱瑛提供了食宿、补习条件。在钱亦石的帮助下，钱瑛通过了考试，但校方声称钱瑛曾经缠足，以不便参加体育锻炼为由将她拒之门外。如此不公正的结果使钱瑛既失望又焦急，一时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这时，又是钱亦石帮助了她。钱亦石一方面三番五次与校方进行交涉。由于此前钱亦石曾在“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过董事，还任过湖北一师的伦理学教员，与湖北女师有过合作，经多方奔走，湖北女师最终答应了钱亦石的要求，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湖北女师的大门。
湖北女师是共产党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湖北地区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进入湖北女师就读以后，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十分刻苦，各门功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半月刊流传到学校以后，钱瑛期期必读，阅读了大量革命文章，思想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1925年起，钱瑛开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1927年初，在湖北女师，24岁的钱瑛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钱瑛职业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她从此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之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不久，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钱瑛乘坐江轮从武昌抵达九江开始工作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党组织通知钱瑛迅速离开九江，赶往南昌。未及启程，她又得悉“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消息。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再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程。
钱瑛急于脱险，心切之际，她来到江边，见有一艘民船泊在岸边，便慌不择路跳了上去。船老板热情地招呼她进舱坐下。钱瑛看到舱里有很多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低头不语。警觉的钱瑛悄悄问旁边的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告诉钱瑛，有人介绍她们出去找事做，因为要远离家乡，她们闷闷不乐。钱瑛听到这里，猛然醒悟过来，这是一条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由，贩卖女人的黑船。为了免遭厄运，不致落到人贩子手中，钱瑛决计不惜一切，逃离这条贼船。她趁船老板和打手不备，一头扎进了汹涌的珠江。
滔滔江水，几个浪头便将钱瑛冲出数十米外，幸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救起，才免一死。她躲过一劫，又上了路。这天晚上，钱瑛到一家小客店投宿，由于语音的不同，被隔壁房间的两名住客盯上了。这两个男人见她孤身一人，又长得比南粤女性更显白皙灵秀，先是起了邪念，后来又怀疑她是“赤匪”和“共党”，打算抓她去领赏钱。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自然逃不过钱瑛的眼睛。钱瑛本能地意识到才脱虎口，又被狼盯，这两个人一定在打坏主意。她关紧房门，完全不敢入眠，在手帕上仿照《木兰辞》写了一首诗，诗中说自己是一个恪守旧礼教的节孝女子，不料在和父亲外出投亲的路上遇到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带的钱物均被抢走，她处境艰难，却毫不动摇。第二天，钱瑛黎明即起，前往火车站设法混上了火车，孰料这两个男人却不死心，一直盯到了车上。火车还未启动，警察即开始查票，发现钱瑛无票乘车，怀疑她是“共党分子”，便对她进行了搜查，结果搜出了那块写着诗的手帕。于是钱瑛被带下火车，来到站长室。车站的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等人对这首仿《木兰辞》诗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位“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党”，不忍加害于她，便把她放了。钱瑛凭借自己的文才和机智躲过了又一次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她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1928年7月，钱瑛接受党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当时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
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字树立，别号祝封，1896年出生，长钱瑛7岁。在“五四”运动时，谭寿林是贵县中小学生爱国联合会的会长，领导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上大学期间，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桂光》社刊，为正义事业呐喊，于1923年加入共产党，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1926年，谭寿林被反动军阀逮捕。出狱后，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不久，谭寿林再次离乡，前往广州参加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他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于敌人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谭寿林在1928年获释，辗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谭寿林英勇的斗争经历深深打动和吸引了钱瑛，加上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感情迅速得到发展。1928年10月，两人在上海结为夫妻。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前往苏联学习。两人商量决定，钱瑛出国后，谭寿林用约定的格式、方法和时间写信给钱瑛，使她能够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而钱瑛呢，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则不写信给国内，以便专心学习。他俩买了两支同样的笔，各带一支在身边，钱瑛还亲自选购了信纸留给丈夫。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不久，女儿提前呱呱坠地。女儿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怜，自己却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
钱瑛狠狠心，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就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作为母亲，她无比怜爱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与孩子别离。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搂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女儿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牵扯着她的心，她泪如雨下，心似刀绞，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20多年以后，钱瑛才辗转打听到孩子夭折的消息。
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于是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
1931年4月23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后被转到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在狱中，谭寿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钱瑛的心头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她决心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谭寿林未竟的革命事业。
此后，钱瑛一起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1959年，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出版，钱瑛触书生情，写下《再读<俘虏的生还>》一诗：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钱瑛1931年7月来到洪湖地区后，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了湘鄂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在领导工运的同时，她还参与了军事工作，同时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她还担任了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5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为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击退敌人，保卫苏区，钱瑛监危受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停止了前进。钱瑛的行动，迟滞了敌人进攻，为我军赢得了时间，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1932年5月7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里，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搞法，钱瑛很是不解。她曾当面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都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说：“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对于这种荒谬的解释，钱瑛无言以对。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的强大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后大部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星夜赶到该区时，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起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谭寿林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其它一概不知。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和实据，最后只好把钱瑛放了。钱瑛脱险后，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了二姐钱瑄家。在姐姐家休息几天后，一心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工作的钱瑛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在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写下这样一首诗，回顾这段革命经历：
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了钱亦石家。很快便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担任妇委工作，不幸又一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为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老虎桥这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里，钱瑛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次次都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当时的妻子何宝珍在上海全国互济总会兼任营救部长，化名王芬芳，1933年3月因为营救被捕的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她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旋即被捕，也押至老虎桥监狱，互济会派人给何宝珍送饼子，狱方拒不接收，退了回去。狱方违背了第一次绝食斗争答应下来的条件，钱瑛主张向狱方问个明白，当监狱专管犯人的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宝珍质问他：“你们答应可以送东西，为什么要把东西退回去？”这位科长恼羞成怒，把何宝珍叫出监狱毒打，还要她跪下。钱瑛知道后，大声喊：“政治犯不受侮辱，不许打人。”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政治犯”牢房都喊了起来，为此难友们宣布绝食，绝食到了第三天，迫使狱方答应今后不再打人。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终于暴露，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了南京“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回到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1937年10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2个月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钱瑛又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1939年2月，钱瑛又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这期间，钱瑛为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她把从上海撤退来汉的同志组织起来，一部分送赴西南开辟工作，一部分派到湖北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战地文化服务站，还派了许多同志到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是时，为了给抗战工作训练、提供干部、湖北省委决定开办七里坪训练班，由钱瑛、方毅负责。她对训练班的工作一抓到底，结业时又逐个谈话，根据各人条件和工作的需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她珍惜人才，爱护同志，在党内总是赤诚相见，因而深受同志们敬重。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这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这一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审查”。对康生的所谓“抢救运动”，亲身感受过当年湘鄂西 “肃反扩大化”恶果的钱瑛并不赞同，她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出证明，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在这时，钱瑛得悉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原来家乡咸宁1938年沦陷后，钱训臣率儿孙避难潜江，于1942年7月客殁马家湖。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安排了大批到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村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为我党组织的力量在“陪都”重庆地区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器重。这年底，重庆局即将离开重庆时，一些同志因敌情严重，接不上党的关系，又不能去南京，非常焦急。对此，钱瑛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为：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关系；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丢掉。即使我们走了，还要交待留在当地的党组织，要做好对这些同志的工作。
1946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也来到南京，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的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和惊人的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谈起来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有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奉党中央指示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去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
1947年，钱瑛担任了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为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后来均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周恩来亲自委派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本兼各职不变，还兼任了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钱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党组书记达5年之久。1959年4月，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她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直接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钱瑛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原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53年4月11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这份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借查房之机，避开看守人员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对她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却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责任编辑：百姓通谱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