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生于1928年1月，上海嘉定人，1942年10月入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1942-19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入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1954-1955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2005年11月被授予蒙古国最高勋章——“北极星”勋章，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为发展蒙中关系所做的贡献。通晓俄语、英语，略通法语。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学运，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学委书记。
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员。
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
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1955年后历任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1972.4～1974.4)，驻几内亚大使(1974.8～1976.11)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1974.9～1975.10)，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6.11～1982.4)，外交部副部长(1982.4～1988.4)，外交部长(1988.4～1998.3)，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991.4～1993.3)，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93.3～1998.3)，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外长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
1982年～1987年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进行了11轮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7年2月和8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同苏联进行了两轮边界谈判。
1988年至1991年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1年至1992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1992年至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与苏联外长互访，为中苏进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
1991年5月，与苏联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1992年至1997年以外长身份四次正式访问俄罗斯。
1994年9月，在莫斯科与俄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
90年代，多次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
1990年11月、1994年10月和1997年4月分别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9年后，率团或陪同国家主要领导人访问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12国以及欧共体，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在经历一段曲折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1年，出访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1993年至1998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曾率团出席的主要国际会议有：第43届至52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第24届至第28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第3届至第9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及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会议。1996年，2月至3月先后出席了亚欧会议亚洲成员国外长会议和首届亚欧首脑会议。3月底至4月访问日本等六国。同年7月代表中国首次以东盟对话国的身份出席东盟对话国会议和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本届东盟外长会上，东盟正式接纳中国为其全面对话国。同年9月，率团访问加拿大。
1997年先后访问法国、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南非等14国。同年2月出席亚欧外长会议，7月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国会议。
1998年1月～7月访问摩洛哥、古巴等10国。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重要外交文件有：中国同印尼复交公报、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文莱、以色列、韩国和南非建交公报，中国同挪威相互设立总领馆协定、同海地互设商代处协议，及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柬埔寨和平协定、联合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
1993年7月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
1996年1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先后主持召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八次全体会议。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
1998年4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2年,中央委托钱其琛为中国政府特使,在北京参加中苏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对手是被苏联视为“谈判高手”的副外长伊利切夫。首轮磋商,针锋相对,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互相摸了对方的“底”。
次轮磋商于1983年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交锋颇具意味。他担任外长达27年之久,经历苏联五代领导人,被称为“不倒翁”。也有着一副西文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面无表情,又十分好斗,因而得了“说‘不’先生”的绰号。他在磋商中大骂一通美国人,然后“教训”中国应该同苏联还是美国建立何种关系。钱其琛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期的较量,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令葛罗米柯一时语塞。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的特使每年都举行两轮政治磋商,但直到1986年第八轮政治磋商,仍没有就消除双方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虽然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其意义,它比互不往来要好。而扯皮多了,交往就慢慢多起来了。“扯”到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并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经过十二轮政治磋商后,两国终于在1989年举行高级会晤,从而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建立起政党的国家关系。
美国原国务卿贝克经商多年,又担任过财政部长,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如同做生意,喜欢说“做个交易”。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我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介入,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则积极策划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它对伊拉克动武,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安理会表决时,拥有否决权的中国这一票,至关重要。因此贝克千方百计做钱其琛的工作。他给钱其琛打长途电话谈两件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钱其琛出席11月28日在纽约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钱其琛今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钱的访美创造适合时机。
贝克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中央决定对美国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美方得知钱其琛接受访美邀请后马上改变了态度,希望与钱在纽约双边会晤后再宣布钱对华盛顿的访问。出尔反尔,提高票价。我方当即指出美方违反了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随后美方的态度软了下来。
中国投了弃权票后,惯于“做交易”的贝克觉得“亏”了,心有不甘,又想在钱其琛访问华盛顿时不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但通过我方努力,布什总统终于会晤了钱。贝克只好说了一通自我解嘲的话来作安慰。
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时,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的酒会上,迪马把钱其琛单独请到一边,像不经意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这使钱其琛感到意外。迪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利用酒会轻松的气氛进行试探。迪马在解释法国这个决定时,竟然搬出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作为理由,并说法国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居然摆出一副“反美”姿态。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但钱其琛仍然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迪马的强词夺理,让钱其琛感到此事是法国政府的刻意安排。经过我方多次的严正交涉,都未能改变法国政府的决定。
钱其琛认为,同样在法国社会党执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决定呢?这事确有蹊跷。
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涉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1月改判无罪)。这一丑闻还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钟古夫人。据说她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她也被判刑两年半。
这起风波是美色还是金钱最终起了作用,我不得而知。而台湾方面媒体透露出来的案情更是扑朔迷离,还弥漫着血腥味,多位知情人为此命丧黄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