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1990年8月），男，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钱九岁入私塾，熟悉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13岁入常州府中需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90年8月，钱穆在台北逝世。
钱穆英文名讳：Ch’ien Mu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同年，膺选“中研院”院士。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科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私立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3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1949年，春假，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由上海南下广州。秋季，随华侨大学迁香港，不久，由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创办之亚洲文商学院（夜校）成立，钱穆为院长。
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1963年11月香港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合并成立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因胃病提前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此期间，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梳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论丛》等。
钱穆居外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台湾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慨叹道：“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上午9时许在台北杭州南路新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盘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巨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论著选摘
引论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三、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四、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曰，姑舍此。
六、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七、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钱穆论著
钱穆论著
1918 《论语文解》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
1925 《论语要略》
1926 《孟子要略》
1929 《周公》
1930 《墨子》
1931 《国学概论》
1932 《老子辨》
1935 《先秦诸子系年》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40 《国史大纲》
1942 《文化与教育》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
1945 《政学私言》
1947 《刘向歆父子年谱》
1948 《孟子研究》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
1950 《中国社会演变》
1951 《中国知识分子》
1952 《文化学大义》
1953 《国史新论》
1954 《黄帝》
1955 《阳明学述要》
1957 《秦汉史》
1958 《学龠》
1960 《湖上闲思录》
1961 《中国历史研究法》
1962 《史记地名考》
1963 《孔子论语新编》
1968 《中华文化十二讲》
1969 《中国文化丛谈》
1970 《史学导言》
1971 《中国文化精神》
1973 《中国史学名著》
1974 《理学六家诗钞》
1975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
1976 《灵魂与心》
1977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1979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1 《双溪独语》
1982 《古史地理论丛》
1983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1987 《晚学盲言》
1989 《中国史学发微》
1994 《钱宾四先生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