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谦谦糜文开——糜文开先生小述
糜文开（1908－1983） 印度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无锡人。1923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37年任福州《小民报》副刊“新村”编辑。1938年任泰州《战报》副刊“战鼓”主编。抗战期间先后任职于驻缅甸、印度使馆。曾任印度国际大学哲学研究院研究员、香港新亚书院教授。1949年赴台湾，成为外交官员。1956年起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印度文学。1959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秘书。1965年奉调回台任职于“外交部”。1970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泰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同年底因“崔小萍涉共间谍案”被押解回台。后为东吴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教授。1974年退休后，曾任华冈印度研究所指导教授。译有《印度两大史诗》、《印度三大圣典》、《莎昆妲萝（沙恭达罗）》、《泰戈尔诗集》、《泰戈尔小说戏剧集》、《奈都夫人诗全集》等，著有《印度文学欣赏》、《印度文化十八篇》、《印度历史故事》、《圣雄甘地传》、《诗哲泰戈尔》、《诗文举隅》、《文开随笔》等，与裴普贤合著有《诗经的欣赏与研究（1－4）》、《中国文学欣赏讲座》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尚未遭受日军践踏的苏中小城泰州，成了相对太平的大后方。地处江南的政府及文化、教育机构纷纷徙转泰州及周边地区，一时，泰州成了江南文化人的避难之地，泰州的文化氛围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
翻译家钱春绮在其“自传”中说：1938年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在泰州复校，我就回到家乡泰州去读高一，当时泰州出版了两份大报，即《战报》和《国民新闻》。《战报》的副刊由糜文开主编，他是印度文学专家，曾在印度研学多年，我就在他主编的《战报》副刊“战鼓”上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小说，俨然是个少年作家。
几十年后，钱春绮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文学翻译大家，他没有忘记战时流寓泰州的糜文开，糜文开对他最初的文学之路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泰州的抗战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
1908年，糜文开出生于无锡县一个诗书礼仪之家，自幼在家乡读书。1923年，糜文开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学大师钱穆教其国文课并为其班主任（钱穆：《师友杂忆》）。在完成了师范专业的攻读后，因时局动荡，青年糜文开即开始了负笈四海的人生之旅，直至75岁病逝于台湾。
在1949年去台湾之前，糜文开曾随外交使节在印度工作生活了近10年，所以糜文开得以在印度文学、印度文化的汉语推介方面，取得了显赫成果。他与家人先后翻译了印度文学名著16种，撰写了印度文化专著多部，成为我国少数精研印度文化并影响甚广的学人之一，季羡林等印度文化专家皆有文字记述其卓著成就。
糜文开到台湾后，先是跻身政务，成为外交官员，几年后重拾旧好，进入大学从事印度文学的教授和研究。台湾著名女作家、翻译家林文月在其名著《读中文系的人》中说，她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曾选修过糜文开的印度文学课程。
《在台大的日子》一文中，林文月也写道：“糜先生……精译的泰戈尔《漂鸟集（飞鸟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着。那些美丽而富寓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异国情调的思维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与史诗《拉玛耶那（罗摩耶那）》，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秘向往和好奇。”
糜文开在台湾大学的工作，由著名学者、作家台静农主持聘请。台静农当时是台大中文系主任，为人开明而可亲，他对糜文开印度文学的专长，钦羡不已，认为糜文开不来台大教授印度文学，已经丰富的课程中将有一大缺憾。
“糜先生外形颀长斯文，戴着一副眼镜，稍嫌木讷，口音重且不甚能言善道，与众人心目中的外交人士颇为相左。”林文月在以《奈都夫人诗全集》为题的追怀文章中说，“在那个平时被我冷落的角落，意外发现了《奈都夫人诗全集》和其他几本泰戈尔的诗集。都是三十二开的平装本，都是数十年前风格的朴素面貌，而且也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无不纸页呈黄，封皮斑驳，脊糊褪除，却也无不字字清晰可认。”“这些书与我在研究所学习时选修糜文开先生所讲授‘印度文学概论’的课相关联。糜先生早年派驻印度，其后退休来台，为当时的系所主任台静农先生礼聘开课。‘印度文学概论’的课在中文系开设，莫说在当时的台湾教育界为创举，即使今日仍是见所未见的事情。课为中文系四年级本科与研究生而设，也有不少外系学生修课或旁听。”
2007年，林文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书城》杂志，“在林文月的心心念念中”，糜文开像是永远未曾离去：“糜先生准时上课，下课也不延迟，一个学年之中，竟没有请过一次假。他讲课的内容充实，虽然在外交界工作，罗家伦先生驻印度时，也在当地居住长时间而认识许多印度政坛及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但他课堂上绝少提及耳闻目睹的异国事迹。有些选课或旁听的同学，听不到糜先生的外交辞令和浪漫花絮，难免有些失望。初开学时坐满一教室的学生，逐渐退出，后来坚持旁听的若干外系同学，余下的便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和大学部四年级的一些学弟妹了。”
“戴着细金色眼镜的糜先生，是谦谦君子，听众多或少都未影响他上课的热忱和情绪，一贯地带着乡音轻声慢讲，引领我们进入临近而陌生的故国文明之中。由于糜先生自己翻译了许多印度近代文人的作品，所以课堂上不遑多述理论，却以作品本身之赏读讨论为主。至于译事辛苦及字句斟酌，他也偶尔提及，可惜，我当时虽也翻译过东方出版社的‘世界名著’及‘伟人传记’中若干少年读物，对于翻译道理的体认并不深刻，所以糜先生的可贵经验，竟尚未能够充分把握到。”
1948年夏，糜文开正担任着驻印度大使馆管理密电的秘书工作，出于偶然，他开始了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新德里夏季的炎热，颇不宜于文字的写作，照例有钱的人都上山上避暑去了，不去避暑的人也只上午做些事，下午便家家闭户，行人绝迹……飞鸟走兽，都已蛰伏在隐蔽的地方了。我虽从未避暑，但到新德里后，夏季也总看点闲书消遣。”（糜文开：《漂鸟集·序》）
看郑振铎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糜文开发现里面错误很多，于是他“决定在办公之后以闲消的态度，参考郑译，把全书三百二十六首逐一译出”。他每天译几首，觉得这样消夏精神愉快，真的把炎热给忘掉了，不到两个月，糜文开便译成了《漂鸟集》。
糜文开说，“泰翁这本诗集，可以说是隽品中的隽品，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很大，曾引起冰心女士等专写小诗的风气。”
糜文开一家都是印度文学研究者，“他的续弦裴普贤，是台湾光复后最早到台大中文系的助教，其后专攻《诗经》”，“长女糜榴丽，曾随父在印度居住读书，晓悉中、英、印三种语言”（林文月：《奈都夫人诗全集》）。在《漂鸟集》出版后的10年内，他们一家人又陆续合译了泰戈尔的《新月集》、《采思集》、《颂歌集（吉檀迦利）》、《园丁集》、《爱贻集》和《横渡集》，著名作家苏雪林、梁实秋等分别为序。
《奈都夫人诗全集》是糜文开和糜榴丽在印度合译而成，于1949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奈都夫人（沙拉金尼·奈都）是泰戈尔之后当时印度的第一大诗人，也是一位有着革命思想的热情女子。泰戈尔曾对她说：“当房屋着火烧起来时，诗人必须停止歌唱，而去取水抢救。”写诗的生活不能满足她的理想，所以她便参加了政党的活动，从事印度的女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被尊奉为印度革命的祖母。
《奈都夫人诗全集》是奈都夫人3本诗集的合集。在《译者弁言》里，糜文开说他的译诗所据，是印度一家出版社1946年的版本，书是奈都夫人亲自送给驻印度大使罗家伦的，糜文开借来迻译，对书中所遇疑难，都曾向奈都夫人请教过。
《译者弁言》仅千字左右，但充分表露了糜文开认真严肃的翻译态度，甚至可说是治学态度。“弁言”的首段说道：“译诗是十分困难的事，译某一大诗人的全集，更是困难中之困难。选译当然比较容易精彩，但译全集更有译全集的价值。”
“弁言”末段，糜文开更详尽负责地交代说：“我与榴丽译诗时，每译一首即请著名英语教授许孟雄兄代为仔细校订，诗中有疑难的印地文，由榴丽查印地文字典，并请教印度朋友，遇有乌都文或阿拉伯文，则请教回教语文专家海维谅兄，遇有生僻的典故，我也不怕烦难地查阅印度历史及印度古今文献，最后也去请教作者自己。罗大使也时时予以指导及协助。所以，这部译文虽不能称完美，实在已是集合许多人的力量才完成的了；这许多人的聚集在一起，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样一位大诗人的集子而一向没有中译本的道理，大约也就在此。”
林文月曾为此感叹：“我以前大概是没有仔细读过糜先生的这篇‘弁言’，或者竟因当时尚未经历过像先生这种全译的大工作，所以读过而不甚体会注意。而今灯下再次展读，不禁对先师重新感到敬佩，并且也令我又一度回忆许多年以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