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传承东江文化推进文化大市建设

　　不久前，由惠州学院主办的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惠州举行，来自北京、河北、湖北、江苏、浙江、海南、广东等省市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60多篇，内容涉及东江文化定位、东江文化属性、丰湖书院研究、东坡寓惠作品研究、东江区域古代历史地理研究等，观点新颖，论据充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为进一步推进惠州文化建设，本版特刊登其中部分论文观点摘要，以供学习借鉴。
　　19世纪丰湖书院未能调适教育宗旨
　　暨南大学教授冀满红 吕 霞
　　丰湖书院创建于南宋，用以纪念唐宋以来对惠州文化建设有诸多贡献的十二名儒。然而，与全国大多数书院的命运相似，尽管丰湖书院作为惠州府的最高学府并荣登广东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明朝东林书院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在清朝初期仍不得不遭受被禁止的命运。清朝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封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丰湖书院也随之逐步回复以往作为士子攻读科举的基地之一，其重要性又得到逐步凸显。
　　一个很显然的现象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作为科举基地的传统书院在社会上依然占据统治性地位，由军事危机所引起的教育危机并不能使人认识到晚清教育存在的巨大缺陷——— 比如缺乏对于西方各种新式事物的学习。由于传统惯性的影响，丰湖书院并未能在短时间内调适自身的教育宗旨，而继续对求学者施以基本的古典教育。作为在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空间——— 十九世纪的惠州或者说在惠州的十九世纪，丰湖书院的学子依旧沿着先辈的道路，学习经典的四书五经，为了追求科举的显赫功名而孜孜不倦，不免显得有些没落的悲哀。虽然时代在迅速变化，但对于埋首故纸堆尤其是经过一路跋涉取得功名并获得任职的惠州知府而言，他们相对满足于自己精英的地位，看不出变革的迫切性，向上攀登的人也基本上满足于让科举考试制度来裁决他们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其没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局限性。
　　以东江文化统摄惠州文化更贴切
　　惠州学院教授成晓军
　　笔者主张用“东江文化”概念替代“四东文化”的提法，便于对东江文化源流、内涵和特征等问题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总结梳理其可资借鉴利用的要素，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笔者认为，新旧“四东文化”的提法都不准确，它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文化设施等的建设，忽略了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延续性，将其具体文化要素与具体文化概念和完整文化体系混淆并等同起来。
　　笔者反复强调惠州文化的核心是东江文化，新旧“四东文化”的提法不妥，应当正名为“东江文化”。因为，它具有完整体系，顾及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遵循了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按照文化的定义，东江文化指的是以惠州为中心的，发生在东江流域的文化现象，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既包括自古至今的东江人文文化现象，也包括东江物质文化和东江文化传播方式与手段。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东江文化的要质和主体是客家文化，但又不是纯客家文化，因为历史上形成的特定行政辖区和人口多元化等因素，使得东江文化在保留客家文化要质和主体的基础上，与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吸取了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成分而形成为独具特色的东江文化大体系。它的内涵可以确定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具有东江地域特色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二是为延续和传递东江文化而形成的传播方式与手段，也即文化设施；三是介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之间的东江文化要素，如风俗、礼仪等；四是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流域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配套设施；五是企业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花大气力研究、开发、利用。
　　东江文化凸显惠州文化地域品位
　　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研究员刘开美
　　在惠州文化研究中有 “四东文化”之称。也就是说，人们把东江惠州民俗文化、东坡寓惠文化、东江革命历史文化、东樵宗教文化并称为“四东文化”。时下，惠州文化研究学界有专家提出要以“东江文化”统领惠州文化。这表明，惠州在研究地域文化中，已经由文化个案研究进入了文化定位整合。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学界中的一员，笔者认为，这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必然过程，是地域文化研究深入思考的反映，对深化地域文化研究规律性的认识大有裨益。
　　应该说，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文化定位是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统一，地域文化研究之间彼此就会是孤立的、分散的，难以集中智慧、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形成力量。笔者认为，惠州文化定位为“东江文化”是较为确切的。首先，定位“东江文化”体现了惠州文化的地域特征。文化定位，首先取决于定位文化是否体现了该地区文化的地域特征。因为地域性是文化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文化定位注重地域性，才能使定位文化充分体现文化的地域特质，显示文化的特色，提高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其次，定位“东江文化”反映了惠州文化的地域内涵。文化定位，同时取决于定位文化是否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地域内涵。文化定位应该考虑文化的包容性。包容性是文化亲和力的要求。作为定位文化，包容性大有利于各类文化样式在发展中相互融合、相得益彰。这样，文化的亲和力就强。最后，定位“东江文化”凸显了惠州文化的地域品位。文化定位还要取决于定位文化是否凸显了该地区文化的地域品位。因为品位度是文化影响力的标志。品位度高，文化的影响力就强，文化的知名度就高。文化定位讲究品位度，才能使定位文化蕴涵深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凸显出极高的知名度。
　　要重视东江区域文化融合重塑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张卫波
　　在历史上，由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长期的发展演变，曾经形成了诸如齐鲁文化、湖湘文化、燕赵文化等许多具有特定内涵和精神的地域文化。它们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文化思潮的演变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可谓日新月异。在此背景下，区域之间既存在合作关系，也形成一种竞争态势。而要提高区域知名度和竞争力，除了要整合区域社会经济，逐渐实现专业化、社会化生产之外，还要在文化方面进行融合重塑，以提高竞争软实力。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展区域经济方面，除了实行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和人才外，还打出了文化牌，以提高区域知名度。如一些革命老区，尽管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但是却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于是分别提出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苏区精神、徽商文化等概念，突出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发展区域文化产业，收到了很好效果。这些都很值得借鉴。东江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首创精神及东江纵队的传奇式事迹，世人慨叹。这对宣传和弘扬东江文化是极为有利的。如何通过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历史事件，加深人们对东江区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的确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不仅要宣传，而且还要研究。研究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史料的发掘论证、文物古迹的说明方面，而且还在于文化概念的融合和重塑，以使人们在认识上达成共识，并产生共鸣。
　　北伐“铁军”颇具东江文化基因
　　苏州科技学院教授高 钟
　　东江文化，即东江流域特有之文化特色。人是文化的载体，但人在创造与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从而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但人又是流动的，人的流动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融，最后由数量较大、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同化人数较少、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群体，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东江流域的文化正是其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古越文化与中原移民，特别是唐宋之际从中原南下的客家移民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而因为客家为东江流域最大的族群，其原来的中原文化高于移入地之文化，故而东江文化带有鲜明的客家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以东江流域客家人为主体而组建的“北伐铁军”———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东江居民主要以客家人为主体，所以粤军第一师也以客家人居多，其著名军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如邓铿、邓演达，黄琪翔、张发奎、薛岳、叶挺、叶剑英、黄镇球等，而士兵中客家人更多，叶挺所部独立团，其士兵85%以上为客家人。客家人敢于拼搏、吃苦耐劳、冒险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亦成为铁军勇往直前、战斗力超群的先天文化基因。
　　苏轼谪惠再无豪放之作
　　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陶原珂
　　在宋词中，苏轼往往被当作豪放词派的一个代表。然而作为贬官的苏轼，在居惠期间所写词作，难见以他为代表的“大江东去”式豪放词，情调明显呈现出婉约一面，这与他此时的际遇有关。但是，虽然此间写词不多，他所作词的情调并不单一，词的主题较为丰富。这与苏轼这个时期的生活、心境较为丰富、多面不无关系。
　　因遭讪谤而有一次被贬谪之后，苏轼心态变得更加淡泊，在岭南惠州再没有一首豪迈奔放之作。不过，由于他贴近下层生活，在惠州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现实，居惠不久便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他从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惠州丰富的人情美、自然美，因而其词的内容情调也并不单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寻酒中乐，浇失意愁。这是苏轼长时间痛定思痛的大彻大悟，是此时作者对自己人生处境的一种艺术写照，词作所造意境则形象感人，情景相融一体、意味深长，充满怅惘、无奈的情绪。第二，妍丽婉约，清雅性情。这期间，苏轼在艺术形式上对情景、场景、情节的描写细致入微，体现出婉约情调，真切而清雅，与其豪放词的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维摩吉心，人生况味。苏轼在惠州淡泊无蒂芥，缘于对人生的反思：常在自思中自责，也缘于归依维摩吉之心。其自思自责之意在上引《雨中花慢》等词中均有所反映。
　　惠州自古以来都是典型移民城市
　　暨南大学副研究员刘 灿
　　千百年来，惠州兼容并蓄，融汇百川，成为一个多元化城市。这种民族大融合的状况，在惠州历史上曾出现多次。这也是惠州成为移民城市的重要原因。
　　南越大地，是古越族先民聚居的地方。其先民有瑶族、黎族、壮族、族、傣族等民族。因民族部落众多，故称百越，古代“越”与“粤”字相通，故又称“百粤”。秦始皇平定南越后，谪有罪者五十万人徙居南越，使其“与土人杂居”；汉武帝元鼎五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叛乱后，令罪人及巴蜀、江淮10万人移居南越“与土人杂居”。中原、巴蜀、江淮地区人“与土人杂居”，给岭南地区输送了大量农业生产技术骨干，使岭南地区迅速从刀耕火种的渔猎时代向农耕畜牧时代迈进。这无疑是该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次革命。自秦汉以来，在长期的生产发展中，部分族民众与南下汉人融合，逐渐成为如今的惠州人。史载，从北宋高宗绍兴元年开始，一直到南宋端宗景炎元年止，中原民族又开始进行大规模南迁。惠州的客家族则在南宋末年，才陆陆续续从福建经由五岭进入梅州地区，再沿东江南下，落籍惠州。由于广府地区先民是从先秦两汉及北宋、南宋陆续迁来的。就惠州地区而言，惠州城区居民多为先秦两汉及北宋、南宋陆续迁来的南迁族，而客家族先民则多聚居在交通不太方便的丘陵地区，如镇隆、陈江、三栋等现惠州市区周边地区（也包括现在的深圳宝安、龙岗部分地区）。
　　岭南古史演进东江占据重要位置
　　嘉应学院教授刘向明
　　东江上游可通过龙川这个节点和水陆转运点与梅江相连，从而把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联通起来，甚至还可把闽西南地区也联系在一块。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及其联系，对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及其古史的演进，无疑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新旧石器时代，东江流域为远古人类由西向东扩展的重要通道。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通道，其规律是由西向东扩展。而这条由西向东的重要通道，无疑是由水网组成的，即西江-珠江-东江-龙川 （水陆转换）-梅江-韩江-汀江。第二，夏商周时代，东江流域为区域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交汇点。岭南虽然不属商周国土，但商周文化的影响也渐见明显，其结果是大大推动了岭南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同时，具有岭南特色的区域文化不断产生和交替，也不断交流和融合。第三，秦汉时代，东江流域为经略岭南的中心区和大后方。过去在岭南古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江、北江、珠江、韩江，而对东江的研究不够。希望专家学者们通过对东江及其古文化地位和作用更全面、更系统的梳理，加深对东江文化形成背景、内容、特质等的理解。
　　深入挖掘东江革命文化内涵
　　河北大学教授杨学新 副教授肖红松
　　惠州是南粤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以来一直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东江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理论界，对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内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兴趣不断加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挖掘整合了独具特色的“四东文化”，提出“东江文化”的概念等。。
　　革命历史文化是东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往研究多是革命史叙事范式，展示了东江民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辛历程，但对革命时期东江文化着墨甚少，即便涉及亦侧重服务革命的功能分析。如东征文化主要研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统一所发动的两次东征及工农运动，包括东征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相关人物事迹、历史经验等。如东纵文化主要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创建东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东江根据地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特殊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阶段文化。这一文化的特定内涵、革命文化网络的构建、东江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发生的异化与创新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明代是东江学术思想高峰
　　惠州学院教授杨 凤
　　明代是东江学术思想形成完整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东江的学术思想不仅趋于成熟，而且达到古代顶峰。据史所载，这一时期仅惠州就有约34位学者著书达124部。杨起元的理学、叶梦熊的兵学和叶春及的方志学，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东江学术思想史上是空前的，是东江学术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明代惠州学术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学术领域的丰富多元、学术内容的包容开放、学术研究的本土转向等等，均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第一，学术领域丰富多元。明代惠州学术领域英才辈出，他们或者在理学、兵学，或者在史学等方面都有自己卓越的建树，促进了惠州哲学、军事、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第二，学术内容包容开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种种历史机缘，明代惠州成为多元社会思潮汇集的地方。当时理学中的粤宗和浙宗在这里得到交融流播。惠州学子迎请白沙传人湛若水、王阳明门人薛侃到惠州客居与讲学，反映了惠州学子包容开放的学术之风气。第三，学术研究具有地方特色。明代惠州学术研究的地方性特色凸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群体的地方性；二是学术内容的地方关注。一批本土学者崛起，本地关怀成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