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告别杭州
曹聚仁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回忆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深情地写下了“我们的校长”这个标题，他说：“‘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１９２０年初，正在寒假中，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官厅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浙一师风潮”。当时，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表达他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
“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的指导我们，慰贴的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勉我们，我们多少有趣！……
“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救救孩子们呀！
“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
“诸弟：
“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大致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职教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底几种改革事业。”
这几项在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放在当时无疑是创新，是大胆的改革。自从１９１２年以来，经亨颐担任浙一师（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已近１０年，他是浙江上虞人，１９０３年到日本留学，１９０７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教育上一贯有主张、有见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没有“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也许就不会有他在浙一师的大胆革新了。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２日，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杭州学生也走上了街头，作为校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今天我们路经杭州高级中学（浙一师是其前身之一）门口，还可以看到石碑上记录着它当年的辉煌。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熟知经亨颐的同乡学人范寿康评价，他在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青年刘质平醉心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能发给毕业文凭，刘质平后来成了有名的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于１９１９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也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议决，在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正式宣布《试行自治制》，暂时定出九条自治大纲，第一条是将学校事务分成学生自治和学校行政二部。第四条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预。第八条规定学生自治范围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自治实行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建设》《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小的销量。
最有成绩的应该是白话文的推行，当时教授白话文还是创始，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所以就由学校的国文教授会议，暂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依照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１６个问题，分门别类选辑了一百多篇文章，主要是当时新刊物上发表的，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的都有，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蔡元培看了他们自选的国语教材说：“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但这样的教材目的就是要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学生轻信、盲从。比死板的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纲说的，形式上“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接近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上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
我们看看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学生汪寿华的日记，可见当时的语文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陈望道在语文课上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做去。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够讲呢。现在有三种方法，大家研究研究。”这三种方法是，一，改为白话文，二是使用标点，三是改“直行”为“横行”，理由是写的时候便利，看的时候便利，经济上的便利。正是在经亨颐的主持下，教师才可以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其他的改革还有学校选举产生议决全校大事的评议会，实行经济公开等。
当山雨欲来之时，在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本人都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关于学生自治，“本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校几年我们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哪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有什么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
学生自治不是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自治能力，而是一种开始，是训练。自治时间不长，但在有些方面效果已显示出来，比如禁烟，以前学校用了多少办法、多少手段都没有能解决的，通过自治解决了，比如学生管理食堂也大有改进，比如请假制度也落实得更好了。
关于改革国文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作为师范校长，不是单单要制造出几个学生，设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也要教授，他说只有在提倡白话之后才可以讲教育，要讲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国文教授。
关于学科制是针对学年制提出来的，他认为学年制的缺点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破坏学年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是几个学分，分成几年修完，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当时还正在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
早在革新之前，他已在浙一师的语文课上部分采用白话，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当有人反对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４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了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教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实践上进行教育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的现代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现代型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有一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这些事的发生他并不知道。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其实，这只不过是借口，是导火线，关键是旧势力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机会。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他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就是如此说的，他也是如此做的。
最后的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他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当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下来，他当即拒绝，并离开杭州，决不苟且、留恋，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碌，他很少有时间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即使游玩也是来去匆匆，但他的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对西湖之美的赞叹，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３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慨“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９月１９日夜，他泛舟西湖，“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告别浙一师并不是经亨颐教育生涯的结束，他在故乡上虞的白马湖畔创办了著名的春晖中学，那又是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