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钰鑫新作《大地》作品研讨会纪要

2010年4月21日下午，在河南省文联会议室，河南省文学院、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召开侯钰鑫新作《大地》作品研讨会。南丁、郑彦英、孙广举、王幅明、何弘、石品、孙方友、韩宇弘、孟宪明、墨白、许华伟、刘海燕、傅爱毛、冯杰等作家、评论家出席会议。
与会专家对侯钰鑫的长篇新作《大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大地》是侯钰鑫“好”系列作品的延续，是一部书写崇高的书，题材重大，积淀丰厚，反映现实，非常难能可贵。
侯钰鑫是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创作的“好”字系列长篇小说《好风好雨》、《好爹好娘》、《好家好园》等颇具影响，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荣获飞天奖、金鹰奖，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成果奖等多种奖项。他的新作《大地》于2010年1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土壤学家，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太行山下的农村扎根坚守30多年，最终让盐碱地里长出麦子，让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他的理论发现及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普遍推广后，解决了千百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为全球的土壤盐碱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家侯钰鑫曾在延津县的一个村庄里采记过小说主人公宇文辉的原型——土壤学家辛德惠先生，与他推心置腹谈了三天三夜，分别时，得到了他送的许多著作与文稿，还有他的几大本日记。面对这些，侯钰鑫觉得自己沉甸甸地扛着一座山，一部沉甸甸的人生，还有一个人沉甸甸的奋斗的血泪与尊严。侯钰鑫在这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里，表达了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敬重。

这是一部浸透着感动与敬重，向大地致敬，向老一代知识分子致敬的作品。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大地》，被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电影首映时，河南农大的很多大学生当场流下了热泪，并表示：毕业后一定要去农村，到最需要自己专业与才华的地方去！
此次研讨会由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何弘主持。何弘介绍了侯钰鑫的创作状况，首肯他是建国后河南作家中最早出长篇的。

首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幅明介绍《大地》的出版情况。他很感慨地讲：侯老师和华伟去找我，我听了侯老师的讲述，很感动，这样题材的书我们要出，即使赔钱也要出。一个出版社能否在出版史上留名，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它出版了多少好书。

这部书讴歌了宇文辉这样的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他解决了焦裕禄没有解决的问题，治理好了盐碱地，造福于民啊！宇文辉也是焦裕禄式的人物，有焦裕禄的精神。我们要宣传这样的人物。这是知识分子的榜样。

根据该作品改编的电影，获得了华表奖提名奖，也是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

这部书是可以改变人生的书。在电影首映式上，一个农大的学生发言，本来他决定不再从事农业，认为被人瞧不起，看了这部电影，他决定终身从事农业科学研究。这部电影，也是可以改变人生的电影。如果用主旋律来形容，侯先生写了很多主旋律作品，这也是当今的年轻人需要阅读的。

侯先生写了这样的书，我表示敬佩。

著名老作家南丁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大地》，气派大。这本书的成就是把宇文辉这样一个崇高而朴实的人物形象“树”起来了，这个人物，很动人。这个人物，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主义者，这个人物有细节支撑，我看的时候，在感动我的细节上打上了“！”，最后发现还真不少。

当然，里边也不是没有瑕疵，比如对文革时期“工宣队”的描写有漫画化、符号化的倾向。“总体来说，我对作品持赞赏态度，在当代小说中属于久违了的作品，我建议冲击一下下一届茅盾文学奖！”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郑彦英认为，侯钰鑫一直延续着阳光的东西，长期写农村题材，常年与“阳光”的人打交道，作品也非常阳光。为河南作家争得了荣誉。

他还从这部小说延伸开来，对当前国内一些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提出批评，指出作家不要为了获奖拼命向外国人示好。他认为，在候老身上看不到这些东西，他是真正在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写作。作家要写得从容，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也是在引导我们写作的方向。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广举认为，这是一本写崇高的书，写出了献身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写出了科学精神：实践、探索、群众、大地、自然、以科学发现为荣、淡泊个人得失、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农业科学家的人格精神。那是需仰视才见的高度，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形象。作品写出了这种崇高的动机：对科学奥秘的追寻，对父老乡亲的责任与回报，对动乱的逃避，这些有着相当的真实性。宇文辉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物，大写的人，纯粹、高尚。在动乱年代，一个只会投身事业而不会经营自己的人，神性多于人性的人。

文学存在的理由：为民族和人类的脊梁立传。崇高的献身精神，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崇高风格有很多问题，但在21世纪，重新书写崇高，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侯先生重新思考后的选择。书写崇高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具有崇高人格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民族的脊梁。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类人物在淡出我们的文学，在这种意义上，书写崇高的意义应充分给予肯定。

重写要出新。钰鑫的作品“好家好园”等好字系列，都是写农村，写主旋律。作品开掘了今天有价值的历史资源，重新书写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体系。怎样出新？以新写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问题。坚持历史的真实感，不要观察视角、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复旧感。文革乱世之乱是有规律、层次、阶段的乱，不是简单化的乱，有自己的“规定性”，是内乱，大学的乱不同于乡村的乱。不要把苦难萃于一身，为公而不近人情，因奇成怪，由人变神。科学家也是人，英雄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用今天的观念看，有些是当时历史的状态，但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他应该可以处理好，如果把这些细节作极端化处理，就有简单化倾向，缺乏历史真实性。

华北水院副院长石品认为，一是在题材上要肯定。农村题材中，河南作家写农业科技的作品不多，河南是农业大省，这样的作品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二是河南作家写文革时期的高校教授的作品不多，《大地》对于农业科学家形象的塑造，丰富了河南作家关于大地的人物形象。三是坚守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评论家韩宇弘认为，侯钰鑫所写的人物的内在根基、渊源是科学的，但小说涉及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那些时空错位，作家没用时空错位的眼光来处理，历史的阶段性不明显，人物缺少变化，变化和不变化都应写出来，宇文辉这个人物和整个时代的大背景没有结合好。集中到一点就是怎样写出艺术的真实性？文革时代的奇人异事，怎样让读者感到是真人真事？
在世俗、庸俗成为常态的这个时代，来歌颂崇高，一是很可敬，二是很困难。在科学成为实用的时代，来写科学精神，很可敬也很困难。作家孙方友认为，侯兄一直注重重大题材，从“好字系列”到“乱世艳后”，现在又写出这么一个重型作品，值得祝贺和敬佩。《后记》真实的记录令人震撼，其坚定的信念，文学的信念，对于土地尊严的认识，比起以往的创作，有不少突破。孙方友以作家的感受来讲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20年前候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并发表出来，其影响应该不亚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家孟宪明认为，科学也是一种信仰。钰鑫说早年他写了报告文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发表，这使他多年不能释怀，是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让他完成了这部作品。其实让我看，小说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只有用小说这种虚构的文体形式，你才能完成最自由的表达，震撼读者的心。

《大地》写的是一个大故事，很大很大的故事。他写的是饥饿与土地的故事。饥饿，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是抽象的概念，对于出生于50年代以前的人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体验。写饥饿就是写人。饥饿历史就是对人的述说。所以，此书才如此具有对于肉体和灵魂的穿透力。土地，对于出生于50年代以前的人来说，就是粮食，就是生命的供给！这部书唤醒了我们曾经的饥饿和对于土地的认知，也提醒今天未曾经历过饥饿的人尊重那些为战胜饥饿而终生奋斗的先辈。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写得太快了，时间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青年评论家刘海燕认为，《大地》是一部激情化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有时过境迁的味道，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与真实性、高度社会责任感、批判和富于建设性的目光等相联系的词汇，永远不应该过时，恰恰应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所需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鲜为人知的题材，侯老那里有太丰厚的矿藏，这是当今年轻作家不可能有的。但是，怎样去面对、处理这样的题材，对于一个作家真是一个综合性的挑战。

其实，侯老的艺术成就，存在于他的书画艺术、影视艺术等多方位的艺术创作之中，以《大地》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应该说只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作家墨白说：我是在书店里看的《大地》的后记，那个时代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对于自由人格力量，我是充满期待的。但是读了小说以后，发现我的期待有了偏离。宇文辉这个人物，他的思想根基在哪里？艺术真实在哪里？重大题材不等于达到了艺术真实，不能让崇高题材湮没对于人性的挖掘。候老切入困境、痛苦的笔墨少，一些细节的真实没有建立在对于生活真实感受的基础上。细节的真实恰恰是艺术生命的真实。
作家傅爱毛说，我看了侯老师的《大地》，心里很有触动。其中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惭愧。与侯老师相比，我虽然要年轻许多，但是，我对写作、甚至对生活的激情都已差不多丧失怠尽。候老是一个向梦而行的人，他的勤奋和多产，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精神。不问为什么去写，也不管写了能怎么样，只管埋头写下去，把文字当成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唐吉诃德似的精神。在文字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唐吉诃德精神尤其显得可贵。
诗人冯杰说，《大地》以“二十四节气”为标题，这些中国色彩很浓的元素，组成一曲“大地之歌”。候老是我们新乡的巴尔扎克，那么认真地写作，扎扎实实地写了那么多，自己要向候老学习。他写的中国大地上的故事，一个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奋斗史，在物质主义时代，这样一部作品，有醒世、警世意义。
最后，作家侯钰鑫非常虔诚地谈了他对于写作、文学的几点思考： 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写作或许成了修身的事业。

不愿看到文学的尊严被随意践踏，也不愿因为写作而受到蔑视。但是，有一种现实很残酷。皮影戏消亡了，不得不用保护文物的手段去抢救它。因为其古老，有保存价值。传统的戏剧从辉煌的舞台上逐渐淡出了，剧团在基层大多解散了……如果还想当作家，不想和文学一起沉沦，就得思考文学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情感也被复制了、克隆了。我越来越感到平面文字的弱小和单薄。文学早已不清高了，在固守高尚和维护尊严的同时，文学是否应该深刻反思和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创新革命了？以往，河南作家曾经以身居中原自傲过，以掌握了丰富的中原语言和生活方式为优越。到了今天，方言叙述或许成为了包袱，优势或许变成了劣势。因为受众改变了，生活在新潮时代的年轻人听不懂方言了，也不愿接受那时的生活方式了。

文学是靠语言叙事的。要想赢取年轻人的青睐，就要用他们的语境、语汇，叙述他们熟悉的故事，或者让他们乐意接受你讲述的往事，否则就难以沟通。虽是技巧层面，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大难题。必须承认，传统的表现技巧，传统的绘画语言，必须融入现代社会的新手段新语汇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才能满足现代人的视觉。所以，我常常有种黔驴伎穷的悲观在心头缠绕。
在困惑中反思，只有一条：如果还要写作，须学习创新。反思是为了意识上的清醒，学习和创新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候老谈出了一个老作家在这个时代的心境，内心的困境和坚持，以及创新的艰难等。候老的认真、真实、精神品格，感染了所有的参会者。

何弘总结说，这次研讨很深入，是近期以来难得的一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