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元朝末年，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民族矛盾激化，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镇压，激战十余年，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百姓十亡七八，原本人丁兴旺之地变得道路阻塞、人烟断绝。明初“靖难之役”的拉锯战，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地方出现千里无人烟的局面。

　　与中原邻省不同，元政府统治的中心腹地山西却幸免天灾战乱的祸害，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使得这里人丁兴旺，加之大批难民落足，山西尤其晋南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明初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明政府一共组织实施了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这里原有一座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寺院——广济寺，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不绝。寺旁植有一颗“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十分壮观。树下，车马大道横穿而过，四方行人络绎不绝，是个交通要地。由于洪洞地处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带，又地势开阔，四通八达，便于集中驻扎移民，因而明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专办移民事务，大槐树下成了移民的聚散之地。

　　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北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少部分迁往晋北、陕西、甘肃、宁夏，这些移民后来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大规模地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当年，移民们就是在这里领取“凭照川资”后上路的。临行之时，移民纷纷折槐为记，频频回首，最后看到的只有大槐树和老鸹窝，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故土的标志。随着岁月的流逝，后人们已记不清到底迁自何县何村，惟有大槐树深深刻在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里。

　　据说当年移民时，为防止逃跑，官兵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在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因而直到今天，凡是槐乡移民后裔的脚上小趾甲都是两瓣。 “莫道源渊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各位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验一下。

　迁徙时，官兵为防止百姓途中逃跑，往往采用反绑形式，然后用一根长绳连接起来，押解上路。由于路途遥远，时间长了，背手成为习惯，以后迁民仍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厂这个习惯。

　　还有现今常用的“解手”一词来源于迁民。据说在长途跋涉中，人们需要方便时，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语言就简略了，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双方就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此后，解手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名词。

　　移民迁到新居后，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恋，多在新居前栽种槐树以志纪念。还有些移民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蒲州营、长子营、红铜(洪洞)营等，说明了他们当年的迁徙地。许多流传至今的族谱碑文，也记载了迁徙的过程。这些都是当年移民背井离乡的历史见证。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