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程氏贞节牌坊，建于清乾隆六年（1741），雕琢精细，工程坚固，系七里山塘古迹之一。1928年2月，这座久经风霜雨雪、战火硝烟，矗立180余年的牌坊，没能逃脱被拆毁的噩运。
牌坊，俗名牌楼，是封建时代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流行于宋而盛行于明清。明清两代，苏州古城内牌坊林立，走在街巷上，抬头见牌坊，低头过牌坊。位于苏州城区西北部的山塘街，东接阊门，西连虎丘，如今还残存着许多节孝牌坊，包括贝程氏节孝坊、唐肇虞孝子坊、陶张氏贞孝坊、萧烈妇坊、陈张氏节孝坊、俞胡氏节孝坊等。这些古时为表彰节妇孝子而立的牌坊，虽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但作为历经风雨后的历史遗存，依然值得珍视和保护。
这里要讲述的是一座拆毁于1928年的贞节牌坊，今人虽再也无法一睹其风采，但探知这段拆毁牌坊的往事，或许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文物古迹留存下来的难能可贵，进而更生爱惜之情和维护之责。被拆的牌坊系清代为张宗福妻程氏所立，据《虎丘山志》记载，建于清乾隆六年（1741），雕琢精细，工程坚固，亦系七里山塘古迹之一。1928年2月，这座久经风霜雨雪、战火硝烟，矗立180余年的牌坊，没能逃脱被拆毁的噩运。当年的《苏州明报》对整件事情作了详细报道。
始作俑者，即是家居山塘街井泉弄口的漆匠褚品璋。他仗着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庭富裕，便肆意妄为，先是霸占了附近的祠基，而后又觊觎沿街的程氏贞节坊。但是牌坊极大，又临街，公然拆毁，翻造房屋，必然引起社会关注，从而招来公愤。于是褚品璋向山塘市民公社表示，“愿将牌坊石料值洋数百元，报效公社”，以期收买市民公社，藉平民愤。山塘市民公社召开了会议，大家纷纷反对，主张保留古迹。褚品璋的诡计没能得逞，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
这年的正月二十五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褚品璋勾结了工头王双喜，率数十名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机器车将牌坊拆毁。彼时，也有市民群起而阻止，褚某却大言不惭，对众宣称，此次拆毁牌坊已与士绅刘董接洽妥帖，谁敢反对？就算警察来了也不能过问。有人立即向山塘市民公社报告。市民公社派员与警所联系，要求警察出面干预，勒令停工。双方僵持不下。正在交涉之际，第二日清晨7点钟，工头王双喜带了工人径自将牌坊拆卸了。王双喜还恶狠狠地扬言，谁敢上前阻止就打谁。一时间市民只敢围观，而没人敢上前阻止，警察见王双喜人多势众，也裹足不前。一座近二百年历史的牌坊毁于一旦。
消息见报后，市民纷纷表示痛惜，官方也介入调查褚某擅自拆毁贞节牌坊一事。经第一警察分所巡官徐伯英讯问，褚某辩称“民国六年向汪姓购得该处基地，此项牌坊亦在其内，曾经呈准市政处建筑”。徐伯英令其呈验契据，褚某竟耍起了无赖，“坚执不允”。
程氏贞节牌坊的西面有祠基十余亩，时为萃芳园租借，系清代官吏慕天颜（康熙年间，曾任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专祠公地，均有碑刻可考证。自从被褚某占为己有后，碑石已被毁殆尽，但是该祠基在《苏州府志》、《虎丘山志》中仍有记载。市民代表蒋柏如（顾得其酱园经理，任职于山塘市民公社）至刘董处探询，才知褚某系假借名义招摇，刘董并不知情。当他得知竟然有人敢打着他的旗号公然拆毁古迹时，大为震怒，遂将褚、王招来诘问，两人互相推诿。刘董一怒之下，欲诉至官厅，状告二人假名招摇之罪。褚某见事情闹大了，恐有牢狱之灾，向蒋柏如哀求，请他求情，愿将拆毁之牌坊雇工恢复原状。此时，恰逢徐伯英亦至刘董处，将褚某假借名义，横行霸道，种种情形当众宣布。徐伯英再次让其出示祠基的契据。在事实和人证面前，褚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移交市公安局讯办。
这出拆毁牌坊的闹剧收场了。今天的七里山塘少了一道可以驻足观赏的古迹。漫步于斯，在残存的几处牌坊前伫立凝思，它们似在向过往的行人无声地述说着一段段过往，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