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略考－补姓－历史名人（补一）

　　补　一：(公元1856～1950年)，字晓岚，别号老农；四川遂宁人，晚年定居重庆。著名近现代中医学家。

　　父亲补光冕，母亲钱氏，补一居长，下有弟妹数人。

　　补一四岁入乡塾读书，肯用功，肯练字，受到老师和同学器重。幼年时，补一便喜练拳术、气功、武术，得当地一僧人指点，利用早晚练习，稍长体格健壮，身高力大，虽髫龄望之亦若成人。补一还喜看剑侠小说书籍，每遇见不平，辄爱挺身而出，仗义帮助弱者。

　　逾后其父逝世，其弟妹尚幼，农活缺乏劳力，家庭生活发生了困难，补一只好主动辍学回家，打主力参加农耕，乡亲们都称他为孝子。在躬耕中，补一仍念念下忘读书，经常挤些时间自学，虽至深夜犹手不释卷。

　　乡亲们敬补一好学和乐于助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去请他教读，补一初以家少劳力推不肯就，继经乡亲们再三劝说，并许以助耕为酌，不另送束修，方允之。由于补一热心教学，众子弟均学有所成，补一亦利用教学之便，加强自己的功课复习，学业又大有进步。弱冠时，补一与同乡何姓淑女结婚。

　　补一自与何夫人结婚后，得到有力内助，又因弟妹等逐年长大，家计逐渐有所松动。为求深造以谋前途，经商得合家同意，负笈赴渝。

　　补一到达重庆后，旋即进入重庆府书院(原东川书院)及算学书院肄业。由于勤奋好学，每期考试均名列前茅，还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护院。当时驻在重庆的清朝巡防营士兵常无故窜到学院滋扰，学院苦于应付。补一协同部分同学，几次击退巡防营士兵的滋扰，惩罚了他们，由是受到巡防营士兵的怀很，想对补一采取报复行动，补一只好暂时住进教会避祸。

　　适时，有一位在重庆布道的美国人毕启，闻补一之名很景幕，继而将补一聘去任他的私人中文教师。他们二人相处极好，随之补一也懂得了一些基督教义，经毕启的引进，补一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他俩同去成都，教会旋即派补一去金堂县布道。

　　这时候的补一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在布道中，广结交游。与先生相契的诸人中，不少是多才多艺之士。其中有保存多年家传目疾秘方不肯轻易示人的，有精于针灸学的，有医学、丹道学两精的，有兼有多种业余爱好的。补一虚心地向他们求教，这些人也敬慕先生多才仗义，乐于传授，其中医学、针灸两术尤为补一所喜爱，边学边作实验，证明确有良效，由是大大引发了补一医学的兴趣。

　　经过用心钻研，结合博览有关书籍，只数年功夫，补一的医学、针灸学，便有了初步的基础，其它多种业余爱好也学会不少。

　　出乎补一意料，正当在众朋辈的帮助下，学习深入的时候，老家突然传来噩耗，何夫人在家生病，不幸因医误逝世。补一返家一查，确系出于医误事故，于极大悲痛之余，深感医学这门学科，关系人命匪浅，实非“滥竿充数”的人可以胜任。又感到当时的农村，农民生活很苦，医病极度困难，多数医生技术不高，每年不免都有医误事故发生，不能不令人痛心。补一经过这一巨痛，对医学愈感关切，深信学好医学是一项于国于民有益的大计，于是使决定立志学医。

　　当时，西医、西药已随布道传入中国，一时颇惑新奇，某些人甚而鄙视祖国医学陈旧，盲目崇外。如果中医不懂西医，不能做到中西结台，便无法维护和发展祖国固有的医药学，祖国的医药学就有可能走上衰败，补一因而决计兼习西医学。

　　无巧不成书，适逢教会派先生去西康省巴塘地区布道。补一到巴塘后，有一位在当地号称医学博士的传教士史德文的美国人，因慕补一之名愿结为相识，二人感情融洽，过从甚密，不久便成同道莫逆之交。这就更加启发了补一多年来想窥探西医学的宏愿，所幸史德文亦不囿成见，愿意帮助补一进修。同时史德文亦发现补一的针灸术有惊人的独到之处，也愿意向补一学习，于是二人便互为师友，互教互学。

　　如是者三年，补一的西医术经过一番苦功，颇有心得。嗣后补一复归乡里，续弦同乡唐筱桓女士，不久便偕唐夫人离开故里，先后于嘉定(今乐山市)、井研、犍为、成都等地正式挂牌行医，并自立药房一间，取名嘉定药房，行医卖药一体。并于看病外，兼制一些成药应市，药房的业务随之获得开展。

　　继而，远在巴塘的史德文连番邮电相邀，要补一前往协助。补一念存旧交感情不便谢绝，便将成都药房交与乃弟补晴岚接办，随偕唐夫人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再次首途前往。到当地后，经过协商，与史德文合组一家基督医院于巴塘，并将业务扩及近邻理塘一带。补一巡回流动于各地之间，方便群众治病，并借行医而兼布道。

　　由于当地药源异常丰富，补一每喜于看病外，抽出一些时间亲白上山采药，并将采来之药，经过分析化验，再分类制成成品。每成一品，总先自己或送有关病人反复试尝，证明确有疗效后，方正式生产出售。由于原料是来自当地，成本轻，费用少，因而售价低廉，服用方便，深受当地广大汉、藏族同胞的欢迎，广大群众并发自衷心地尊呼补一为“补菩萨”。

　　巴塘医院，中西药并用。补一窃想：西药为什么化制精而原料少？中药为什么品类繁而制验杂？思有以调贯之。还想到中国地大物博，气候万殊，各类珍奇药材，至今距李时珍时代已历数百年。由于社会的演进，和大自然的变化，前人虽已广采博搜，恐亦有其未尽者。若效李时珍之所为，入山采药．对发展祖国医药学，必将大有裨益。

　　补一坐而言，起而行。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起，先从巴、理塘开始，逐步由近及远。经盐源、盐边、会理等地直达云南境界。最后再深入到云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即从前的所谓边荒不毛之地。有的地方，山高林密，瘴气严重．危岩绝壑，荆蔓丛生，大虫出没，人迹罕到。但这些地区的野生药源确是异常丰富。所到之处，补一依靠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和当地药农，一面采药，一面采访当地的风土人情、民生疾苦和医药状况，一面给当地人民治病。当地人民见他是来自远方的一个平民化的医生，都乐于相从，乐于帮助。

　　当时补一已年过六旬，按有些人的条件讲，根本已不宜于远行。但补一不顾年高，坚毅不拔，入山达四年之久，采集到的药材三百余种。有的药材如“雪上一枝篙”等，是《本草》上没有记载的，有的是世人从未闻见过的。在采集时，补一都作了详细记载，可惜原记录现已无存。补一的这种顽强精神，使当地医药界人士为之刮目相看。

　　补一入山采药获得成功，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信心。深感祖国物产之丰饶，药源之充实，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使祖国的医药学更加发扬光大。但同时感到，我们西南辽阔地区，过去交通文化比较闭塞，医药事业也相应落后，尤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药状况，更是不佳，较之沿海和东北等地相差甚远。若要改善此一状况，非得再向外学习不可。

　　于是，补一又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起，毅然离开滇境，由滇越路辗转至海防、河内、再去香港，继由香港进入广州。旋应老友刘燮臣之约，再乘海船经天津赴哈尔滨，并深入俄境，居二年，再返北京进入协和医院研究。此行途中，接触到的名师高手甚多，获益匪浅，研究的范围也极广，有生理学、药物学、解剖学等，可谓“满载而归”。

　　补一中西医并精，又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可说职业、生活等，都会毫无问题。但补一具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眷念自己的乡土，终于遄返巴蜀。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补一已年逾七句，举家来渝，从此定居山城，终其生为山城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到重庆后，补一即在太平门海关巷租用华美西药房的内进地屋一间，开设起一家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补一诊疗所”。当时补一初到此地，一般人还不大了解，开头求诊的人并不太多。补一又自制一些以“补一”为牌名的丸药出售，以配合治疗。

　　病家见补一态度和蔼，说话和气，又无丝毫医生架子，而且吃他的药又多有效。所售丸药，标目新颖，与市上所售者并不雷同，服之颇佳，遂逐渐为市民所信服。求诊的人，逐日增多。补一终以温补派名医，负盛誉于重庆。

　　中国历代名医甚多，大多自成一派，各只特色。有认为人体阳胜于阴的，有认为阴胜于阳的，因此在各白的理论依据和立方用药上，不能不各有侧重，百家争鸣。补一根据多年临床实践，认为人体应该是“阴胜于阳”的，因此他主张治病，应当重在扶阳，固正气，也就是重在温补脾肾两脏。他的理论依据和立方用药，便是以温补脾肾为主，属于中国医药学流派中的温补派。

　　补一从多年临床实践中，得出治病之要，约有四端：

　　㈠“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即在师法前人，研究古训，和博采百家众论的基础上，去其繁冗，集其精华，求得一个较为完整、灵活、全面、有实效的理论依据。据此，补一主张治病应以《内经》、《伤寒》、《金匮》、《千金方》、《肘后方》等为主，旁及《抱朴子》、《道藏》各家，将祖国医药学与前人的丹道学溶为一体，使之既互为补充又各具特长。其论点就是根据《内经》所指，“阴平阳秘，精神乃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作为立论根据，复参用《道藏》先天后天之旨，而以抓脾肾两脏，通任督二脉，着重扶阳固正为依归。

　　㈡“抓根木”。根据《内经》所指“治病必求其木”之旨，补一治病主张重在“抓根本”。他认为，人之所以患病，大多由于正气不足、邪气侵入，即《内经》所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是以治病必求其本和必达其木。而治本又必须从扶阳、固正入手，要扶阳固正又必须抓好脾肾两脏和勾通任督二脉。因脾土为后天之本，肾阳为先天之根，脾肾既强，方能水火既济，阴阳调和，气血充实，此之谓抓到了根本。根本强则抵抗力强，抵抗力强自然百邪难犯。盖凡人体的一切正常功能活动，均赖于气血充实，而气血之由来和归纳，又在于脾肾的强弱，而勾通脾冒两脏，健全脾肾功能的又是任督二脉，是以抓根本必抓脾肾，抓脾肾必通任督。譬之流水，须沟洫通畅，方能畅通无阻。脾肾在人体内之具有重要性，在于脾属土、主阴，脾强则消化力强，消化后的精华，经过胃肠的充分吸收，其精气纳于肾，壮大肾阳，其血归于脾，充实脾阴，气血流通循环，则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体质和抵抗力。因肾为阳主动．《内经》指出：“成败倚伏乎动”．又指出：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是以人有了健康体质和抵抗力，就可以百邪难犯，疾病减少，所谓“抓根本”之说，用意即在于此。补一通过多年反复实践，把这一主张概括为通俗语言，叫做“救人先救命”。则是更进一步阐明抓根本的重要性，譬如一个特大危急病人，他所需要的正是在于扶阳固正气，先使根本稳住，然后才可希望得救，假如命如不保，试问徒治何益？

　　㈢“因人而异，辨症论治”。根据前人指出的“轻病治标，重病(包括慢性病)治本”的法则。补一治病主张“因人而异，辨症论治”。他认为：“辨症论治”是我国医药学中的辩证法，治病不辨症，等于盲人夜行，无所适从。例如一般轻病，只要纯属外邪，元气未伤，就不必兴师动众，如能妥善治标，标治而病自解。重病及多数慢性病则不同，大多由于正气不足，根本受到损伤，如不从培根治疗，就不能收到实效，只有狠抓根本，本治而病自解。因此补一在立方用药上，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有的用单方，有的用大药，有的一剂药多买二三十味可以连服数天，也有少至一二味的，有只开一次药经多吃久吃医到底的，也有佐以其它药物和昆虫鸟类治愈的等等．千变万化，灵活多样。不过补一既是温补派专家，其立方向药自然以温补脾肾的药为主，也就是要常用中药中的所谓姜桂附等热燥药。仅管如此，但如遇有真正的实热火结症等，补一仍然采用白虎汤加味或银翘解毒汤之类治之，而且有的石膏竟有用到半斤或一斤之多的，并非情况不分，干篇一律、一个模式。

　　㈣“百家并用，择善而从”。根据博采众论，医无常师的精神，补一治病提出了这种主张。他认为；我国前代丹道家倡导的所谓“导引吐纳服食摄身之法”，结合用于人体治疗是有益的。例如在抢救危急病人时，根据病情可以同时采用针灸、按摩等导引法，使之起到多种效果。又如在用药上，也可根据病情，兼重汗吐下和并用，做到一方多用，有攻有和，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能吐能纳，虽吐犹纳的吐纳法，也是有益的。这样可以促进人体内的自然升降浮沈，吐故纳新，吐浊纳清，再加以在食物等方面进行妥善调摄，大可推进病体的转化，缩短治疗时间和提高治愈率。

　　补一立方用药，灵活性强，不拘一格，除以中药为主体外，还每每旁及其它。补一根据多年临床实践，常常形象地把医生比作“炮手”，药物比作“炮弹”，疾病比作“敌人”，炮弹打得准与否？敌人能否消灭？功夫在于炮手，在于炮手的技巧。

　　补一根据他一贯的医学思想，吸收前人的经验，研究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独特方剂，取名“补一大药”。这个大药方剂，来源于前人医案中的“八味大发散”，即羌活、防风、天麻、槁本、白芷、蔓荆、麻绒、细辛八昧，再经引伸补充而成。前人医案中的“八味大发散”，一般仅作为除风散寒，发汗解表等之用，补一加进了川芎、茯苓、法半夏、酒军、泽泻、干姜、肉桂、附片八味共成十六味，便注入了新的力量，赋予了它以新的意境，使之成为先生的温补主轴方剂一大药。

　　这个新方剂的特点是：以附子、干姜为君，使之补脾肾而通任督。以防风、天麻、槁本、白芷、蔓荆、麻绒、细辛为臣，使之通经络而行气血，即用以除外邪。以茯苓、法半夏为佐，使之疏中焦而导痰湿，即用以健脾和胃。以酒军、泽泻为使，使之通三焦而利清浊，即用以引邪外行。总起来就是既温中补火，扶正驱邪，又开通经络，活动气血。使内邪不能藏身．外邪无法侵入，好人可饮，病家宜服，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预防。一般人饮之，可以舒经络，活气血，消外惑，减疲劳．提精神，壮体力，对于每日劳动的人；见效尤其显著。

　　以此为基础，补一进一步研究出了一个对症加减的多样饮疗法：例如咳嗽则分别寒热咳酌加川贝、知母、黄芩、杏仁、冬花、紫宛等。除湿利水酌加苍术、苡仁、木通、滑石等。气喘酌加苏子、杏仁等，可以多种灵活应用。此方煎汤即补一大药汤，为丸即补一大药丸。

　　补一善用姜桂附子，这是人所共知的热燥之药。补一属于温补—派，其主体用药，自然以姜桂附为多。不明究竟者，遂目先生为“火神菩萨”。其实干姜补脾阳温中，附子补肾扶阳通人体十二经，肉桂补命门真火，有虚火上犯，虚火外越，可引火归元。大凡会用药的人，他都必然考虑了药的相生相克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办法，决不会孟浪从事，先生久经战阵，为良医者必定会用良药，哪里会囿于世俗之见呢？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l946年)补一应邀出诊，看一个垂危的吐血病人，姓夏，时任重庆银行经理。病状是：口干：舌燥，双颊泛红，六脉洪大，四肢无力，已多天不进饮食，直躺床上僵直不动，榻前吐满一大痰盂鲜血．还有不断倾吐之势。经多方医治，均认为无效。补一细心审度后，没有按习俗采用侧柏叶汤等，而是重用肉桂五钱，干姜炭二两，附片四两，吴茱萸、砂仁、甘草各五钱，白芍、茜草各一两，刺萝卜二两。当开方时，随同补一前往的门人都甚为不解，不免替他担心。但补一泰然对病家说，此药服后，还会继续再吐，但不用怕。次日病家又来请，说病已好了一些，补一复照原方加倍，即肉桂一两，干姜四两，附片八两，其余悉数照加，并再对病家说：此药服后，还会再吐一点，吐后即止。不料第三天病人就自己上门来求诊了，一再感谢补一救命之思。再经用药驱瘀及适当调摄，只一周时间，病人即痊愈上班。事后补一对众门人解释说：血的特点；热则行，凉则滞，先因病人血管受到损伤缩小，血液不畅，是以出现壅塞上吐及虚火外越，第一剂用肉桂引火归元，用干姜、附片、吴茱萸、砂仁，温化血管，白芍、茜草活血行血，刺萝卜弥合血管之伤，服而使其血管增大复原。第二剂祛净内部瘀血，使不复生隐患，然后再以生血活血及适当调摄病体之药使之全部复原，这也就是“抓根本”，本治而标自解。

　　补一用药，除以中药和以中药中的姜桂附为主体外，还提出了“治无常法、法无死方”的见解，他用药着重灵活、多样，不论毒药、猛药、僻药、虫鸟矿物，都能恰到好处，用其特长。

　　例如中药中的一枝蒿、川乌、草乌、紫草乌等，有烈性剧毒，一般多不敢用，独补一能用之以治疗多年风湿沈寒等痼疾，屡见奇效。所制补一丸药中的还童丸、万应九、冷香九、平肝丸、大黑牛、金丸、一阳丸、壮阳丸等等，其中配料都多有干漆、炭酸、硫磺、火硝、川乌、草乌、紫草乌、一枝篙、马前子、白砒、黄金、蜻蜓、雀胆、壁虎等有毒药，而且有的剂量还相当重。就在煎服药中，有时一枝篙、川乌、草乌等，也有用上半斤或一斤之多的。他如治疟疾用苍蝇，驱瘀血用臭虫，利尿用蟋蟀、蟑螂，蛊胀用壁虎尾，壮阳用蜻蜓、雀胆，疝气用花蜘蛛等，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用。

　　一些不识者不求甚解，甚至目为“旁门”，因此当时又有人讽补一为“怪医”，盖谓其用药与众不同。用补一自己比喻的话说：就是用毒药、猛药，意在斩关夺将，直捣黄龙。用大药、重药，意在一鼓作气，扭转危局。用单方、秘方，意在单刀直入，速战速胜。用虫鸟兽药，意在相生相克，借毒攻毒，或以物象形，或借物补人。在补一看来，治病不是战场也强似战场，医生的责任，就在于会统筹全局，指挥无误。

　　补一治病的最大特点是：老成持重，治愈率高，病人病时短，见效快，患者少受痛苦，家人少用担惊，生产少受损失，药费可以少花。补一毕生行医，所治疗者无虑万干人。

　　补一治病不分亲疏内外，富贵贫贱，一视同仁。每日门诊无定额，来者则循序延治之。诊金任人量力自给，不计多寡，确有困难者，不但诊金免收，有时还慷慨赠药，直至病愈。初时补一治病，还订有例假节日停诊规约，后因求医者众，有远道而来误了时间的，药房一一热情接待，不分早晚看完为止，此后补一与药房，全年无一日之休息。至补一九十岁高龄以后，每天还要看病多至百余号，为他开处方的门人常多达三人，互相都不叫累叫苦。解放前，市面如发现流行病，补一总是迅速制药免费赠送贫苦大众，以遏止瘟疫蔓延。

　　补一虚怀若谷，尊重同道，从不炫耀一己之长。经常邀请同道好友互相谈心，交流彼此的体会心得。如抗战时来到重庆的南京名医张简斋，就是先生座上的常客。那时有内二警的总队长彭斌，用飞机从昆明接来一位当地有名的温补派名医，为其夫人治病，又请补老随同会诊，补一极力尊重来人，让先服对方之药，然后再服自己之药。

　　补一乐于诲人，负笈求学于门下者甚众。其中有大学生、转业县长、外国留学生等等，多是品学兼优之士。大多学有所得，至今有的还是县医院院长，有的巳成为有名的老中医。

　　补一多才多艺，不但精于医药学，还兼有多种爱好，艺无不精。

　　补一善诗文，但所作诗文从不轻易示人，是以不见流传。

　　补一有一手好书法，无论楷书、行草，笔法工整，苍劲有力，可谓“字如其人”。

　　补一工画，擅长画竹和蝶，画的竹子疏影千竿，苍翠欲滴。他曾精心给有多幅“百蝶图”，分赠至亲好友。画中的群蝶扑朔迷离，姿态优美，或翩翩起舞，或捉弄花从，或比翼双飞，或花间小停，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补一对七弦琴颇有绝技，弹唱起来，抑扬宛转，手应心得，最常弹的是《平沙落雁》、《孔子读易》等古曲，听起来真可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每逢有嘉宾到来或者风清月白之夜。

　　补一辄爱抚琴一曲，唱酬亲友或遣兴抒怀，曲声悠场清宛，使人若即若离，听之者莫不心旷神怡，悠悠然为之神往。有时曲终后，听众还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令人久久不愿离去。

　　补一擅长民问歌舞(农村秧歌、山歌等)，虽是城市中人，仍不失乡土本色。

　　补一精通曲艺。能化装在大庭广众之间，表演相声、口技、杂耍等，共表演之优美，传神之入微，吐词之流畅诙谐，令人前仰后合，拍案叫绝。

　　补一还对川剧研究功底颇深。重庆川剧名演员张德成、刘成基两人均曾投师于补一门下。过去川剧中的有些传统优秀剧目，如《花子骂相》、《斩华陀》、《困夹墙》等，是经过补一亲手参与改编过的，情景逼真，文词并茂，令人百看不厌。特别是川剧中的《困夹墙》一出，补一加进了齐桓公临死时喉间哽咽难吐的“呛！咳！”三声，表示曾经一度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威武国君到临死时内心之痛苦和事到临头莫可奈何之窘状，给全剧增加了紧凑感与恰引好处的悲剧气氛。使全剧更加前后连贯，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能深深紧扣人心，起到“以古为鉴”的作用。

　　补一练就一手好棋艺，对奕起来，艺高胆大，布局严谨，变化莫测。

　　补一还精通拳术、武术、气功，坚持锻炼并乐于教人，及老精神墨砾，神采穷弈弈。

　　补一在重庆起初住于补一药房，继而在中四路磨盘山另置新宅以达其“清净无为”之旨。新居环境恬静，景色宜人。补一常居于特备的一间楼房，每天都要接待一批来访的人士。谈医问道的，说文艺的，演技击的，研究琴棋书画的，常常座为之满。有时直到深夜，楼中仍灯火辉煌，笑语声喧，受到先生教益的人实繁有众。

　　补一生平性豪爽，喜宾客，不分亲疏内外，富贵贫贱，一视同仁。还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凡亲朋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从不吝啬。平时常有多人赖其资助举火，在先生家里便餐就食的常客，亦每至十余人，当时有人把补一誉为“小孟尝”。先生每日的医药收入颇丰，但因开支繁多，不免有时阮囊羞涩，然从不挂齿。特别是补一每日收入的诊金，恒爱随手施给贫苦群众，晚上夫人取下荷包代其清点时，往往锚株无存，夫妻相顾会心一笑。补一在施与时，恒爱凭手抓一把与人，并不点数，亦不要致谢，历来如此。

　　补一的生活习惯，与一般人迥异。例如先生的衣着，夏不丝，冬不裘，四时都是穿着一件俗呼“二马居”的短棉衣。夏不淌汗，冬不畏风，睡必全部关窗，不分寒暑，从不叫冷叫热。晚年虽年事已高仍食量兼人。膳食不论粗米糙饭、瓜豆小菜，均甘之如饴。晚年每天仍要应诊多至百余号，从不叫苦叫累。平生态度和蔼，面无戚容，对人不疾言厉色，一贯平易近人。晚年犹丰额隆准，鹤行龟背，行动敏捷，步履安详，耳目聪明，齿牙无损，谈笑风生，豪放潇洒，一般人都不知或不肯信其是将近“期颐”的老人。

　　补一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九一八事变”后，补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深感国事日非，外侮频仍，痛恨那些军阀走狗，政治掮客，朋比为奸，祸国殃民。于是补一更加坚持晚节，对人不卑不亢，专心致力于发展人民的医药事业。有些达官显宦，因业务关系虽也有时出入其门第，但内心泾渭自分，不与苟同。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补一情不自禁，欣喜若狂，夜不成寐。继而与全市人民一道，挂红灯，放鞭炮，欢庆解放。解放军同志和入川干部前来求诊者，补一握其手十分亲切，连说：“同志们，辛苦！辛苦！”还无限深情地对人讲：“我能亲眼看到解放，是我一生中之大幸，虽死而无恨”从此补一常常鼓动他的七弦琴，跳起他的秧歌舞，演唱相声曲艺等，尽情欢庆解放。鞭挞旧恶。还多次邀其至亲好友，医药、戏曲界同仁，及门弟子等，晚上到其住所看他热情庆祝解放的表演和歌唱。

　　1950年7月4日之夜，星疏云淡，凉风习习，是晚补一特别兴浓，邀集了大批亲朋故旧、及门弟子等，到他家看他和其好友张舜臣两人合作表演的秧歌舞、相声、说唱等等。补一虽已九十五岁高龄，但眼看解放后新山城所起的变化，与他昔年所看到的破败情景迥然不同，回首往事，新旧对比，使他心头泛起万千感慨，是以此夜他的演出特别卖力与精彩．似乎老人心中蕴蓄着的万千朵火花都要在此夜一齐迸发出来一样，使他的大脑过度紧张，情绪过于兴奋，演出直至深夜宾主始尽欢而散。
演出结束后，补一略事休息，夫人正劝其就寝。这时补一突感身心不适，但不作诊断，却亲自提水净身沐浴一次，并尽开窗户而眠。老夫人发觉有异，询之绝口不谈，并关切地安慰老夫人早寝。补一平时起床甚早，独次日久不出门，家人甚异之。及至推开门看时，补一已经到了最后弥留之际，请医巳来不及，须臾补一便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五岁。

　　补一逝世后，仍容光焕发，一如生时，身边未留遗书遗物。噩耗传出，知者同悲。每天都有多人前往吊唁，各方所送挽联、祭幛等甚多。补一生前好友宣汉石体元特为写了长篇“诔文”，分赠众亲友存念。出殡之日，执绋者达数百人，沿途不少人众伫足围观和同声叹息，有的还默默深情地向补一遗容洒泪告别。

　　补一遗体初葬于江北沙帽丘之阳(即今转盘附近)，后移葬于观音桥公墓，并立墓碑纪念。

　　补一有子一名补绍岚，女一名补绍煦，皆何夫人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