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龙（1616—1669），字汉侯，号塞斋，别号钟陵，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人，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顺治五年由拔贡举顺天乡试，名列第一。顺治六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历任国史院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有《无何集》、《熊学士诗文集》。
帝师熊伯龙，一个无神论大家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有熊伯龙墓。
钟陵街是大集镇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国道。现在还谈不上繁华，显见是由一条铺上了柏油的“乡级公路”发展而来，但因武汉经济开发区拓展的势头强劲，这儿也逐渐“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楼正“如雨后春笋般”拔起在路东。
熊伯龙墓就像一颗翡翠，静静地镶嵌在钟陵街的西侧。这儿是一个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长方形，宽25米，长30米，占地约1000平方米。墓冢立于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径约5米，冢围砌有四层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镌“熊伯龙之墓”五个行书大字，字迹飘逸；墓碑上款刻楷书两行，前为“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后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建成。
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这儿来的。其墓地被青草遮护，“生机勃勃”。墓前有小道横通向一个村子，墓西紧邻民房，中间长满翠竹，丛竹中，最显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欢树，树影遮盖大半墓地，繁枝间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无数花瓣飘落在墓地里，给这里平添些许诗意。由于地处要道之冲，集镇之边，其墓虽野草深深，却也不觉那种墓地特有的沉寂荒凉。
熊伯龙是什么人物？
墓碑上透露着一点信息：“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这行字其实就是古人非常重视的所谓“功名”。“皇清”，这是清朝人的说法，咱们现在通常就说“清朝”；“诰授”，是指朝廷用诰命授予封号，有这两个字一是证明其合法性，二是带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从三品；“谥”是帝王或大官死后朝廷评给他的称号，“谥学士”就是说他死后被国家授予“学士”的称号；“前己丑科”，是指顺治六年（1649）的科举考试，因为熊伯龙去世时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间也有个“己丑”年，为了区别所以加一个“前”字；“榜眼”，这个就厉害了，就是科举考试的全国第二名。但综合墓碑上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熊伯龙只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为什么将他列入“武汉名人”行列？
熊伯龙（1616—1669）字次侯，号塞斋，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当地许多老人都看到过熊家的古宅，现已不存。熊伯龙晚年取号曰“钟陵”，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即钟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龙的一生，有两个闪光点，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学术成就。
先说他的政治功名。
熊伯龙的曾祖熊珙任职明朝楚王府典宝，就是专门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设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随侍曾祖来到湖北，曾祖去世后，熊士章便流寓汉阳一带，并最终在汉阳府的奓山堡定居下来。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是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因与人政见不合，遂返回汉阳。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长子伯龙，次子仲龙，三子叔龙。
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家中频遭变故。十六岁时他父亲去世，二十三岁时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任氏艰难支撑，熊伯龙在《哭大父示仲、叔两弟》一诗中说：“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离，父死有老祖，祖死无长儿。罹兹两大戚，闻者亦伤悲。忆昔吾父丧，男女五童痴，白发任拮据，男婚又结缡。三男旋抱子，负志颇能奇。”二十七岁时，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在熊伯龙进士及第之后，任氏被追赠为淑人，后晋赠一品。）
尽管如此，但熊伯龙却并没有荒废学业。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据《奓山镇志》说，熊伯龙自幼聪明，能诗善文。少年时就学于汉阳的嵩阳寺，刻苦攻读，夜以继日，从不懈怠。由于他在学习上勤奋自励，9岁时，便可将六经子史和诸家诗文熟记背诵，具备了秀才的资格。11岁时，老师以“天下归仁”命题为文，他废寝忘食，几易其稿，连夜写成方才罢休。此后跟随名师求教儒学，潜心考究。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青年时期，他游学江汉，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22人，组织“寻社”，朝夕磨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一时名噪江汉。
熊伯龙一生勤勉好学，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喝墨水”的故事。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常至鸡鸣。他的母亲心疼儿子，恐怕他身体遭受饥寒，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一碟糖，并嘱咐他趁热吃下，说完就走出书房。过了一会他母亲又走进书房，看儿子吃了没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却依然放在书桌上，再看她儿子满嘴黑糊糊的，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在吃包子的时候，不知不觉竞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关于这件事的真伪无法考据，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较多，这也几乎就是陈毅元帅类似故事的翻版。大约某人一旦出人头地，往往别人就附会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
事实上熊伯龙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似乎还有点“运气”的成分。顺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这就无形中减少了竞争的压力。那些“隐遁”者，对熊伯龙这些参加清代科举考试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熊伯龙之所以没有“隐遁”，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自己父亲也可算是明朝的“弃人”，所以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可言；而母亲死于“义军”之手，使他对“义军”应该也没有多大好感。作为一个虔诚的读书人，作为家里的长子，想重振家业，也唯有走科举之路了。
熊伯龙的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他历授国史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庆汉阳府志》载：“帝深怜之，赐葬故里。”据说他曾担任康熙帝的老师，这也使得许多人在宣传熊伯龙时，给他安上了“帝师”的高冠。但熊伯龙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说的，应该还是“一榜三状元”。所谓“一榜三状元”，指的是乡试一次开榜录取的举人里，在后来的殿试中陆续有三个人中了状元。这最能体现乡试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乡试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载难逢的佳话。
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载：“（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是科浙江正考官编修汉阳熊伯龙，副考官给事中新乡许作梅，一榜取中三状元：史大成、严我斯、蔡启僔。”
其中，史大成于顺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在他中状元之前，浙江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状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 钟骏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的说法。
严我斯，生于崇祯二年（1629），卒年不详。字就思，号存庵。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状元。
蔡启僔(1619—1683)，字硕公，号昆旸，浙江省德清县人。康熙九年(1670)状元。
这三人陆续被点状元，给熊伯龙身前身后带来了相当的声誉。但这些声誉与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将比较起来，则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让其成为影响深远的“不朽”人物。
让熊伯龙“不朽”的是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