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1880～1934），江苏江宁人，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人物生平
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1月2日出生于江苏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九岁时（有说十四五岁）随父亲迁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遂入娄县籍。早岁颖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年假归里，与地方人士筹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相关事件
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大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职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由此引起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遇难始末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弹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另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司机张秉午。计7人)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侄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