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本义

欧阳本义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剧作以历史剧为主。在当时的历史剧作家中，他以革命政治倾向的鲜明性而引人注目。在创作方法上，他与郭沫若有所不同，是一位恪守现实主义方法的剧作家。
欧阳本义出生于四川省高县。1918～1922年，他在四川叙府联中、成都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4年到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到广东，欧阳本义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阳翰笙曾在南昌起义部队中任师党代表。这一年，他从政治战线转到文学岗位，到上海参加创造社，从此开始文学生涯。这一经历决定了阳翰笙文学创作与革命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他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应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合流”。这种“合流”的倾向支配了他整个的文艺创作。
1928～1933年，欧阳本义一方面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左联”、“文总”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一方面创作了大量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如短篇小说《马林英》、《女囚》，中篇小说《两个女性》、《义勇军》，以及由三部中篇小说(《深入》、《转换》、《复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华汉三部曲--地泉》等。这些小说从呼唤革命、宣传阶级斗争的角度，描写工农的苦难和反抗，刻画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和“革命加恋爱”的斗争故事，大都充满作者的革命激情，但因对现实生活把握不深，流露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从1933年起，欧阳本义又投身电影运动，为发展中国革命电影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艺华、明星、中制、昆仑等电影公司先后写出《铁板红泪录》、《逃亡》、《生死同心》、《塞上风云》、《八百壮士》和《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十余部电影剧本。他的电影，或表现贫苦农民的抗暴斗争，或反映抗日爱国斗争，或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以广泛的选材和强烈的战斗精神而著称。
欧阳本义的戏剧成就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的。首先，他是抗日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国共合作，他受党组织的委派，担任过民国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文协理事、剧协、影协常务理事等职务，与郭沫若、田汉等一起领导了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和戏剧、电影界的抗日活动。与此同时，阳翰笙本人也努力创作。1936年他曾与田汉合作写出独幕剧《晚会》，将抗日民族斗争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加以表现，是抗战初期较有份量的一个剧本。同年年底，阳翰笙完成了四幕剧《前夜》，表现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前夜”，爱国民众与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这是最早问世的大型抗日宣传剧之一，于抗战初期广为演出，发生了较大影响。同样取材于现实的抗日斗争的四幕剧《塞上风云》，在剧情结撰和人物刻画上比《前夜》前进了一步。此剧以辽阔的塞北漠野为背景，描绘了蒙汉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粉碎日特和汉奸分裂破坏阴谋的斗争故事，集中表达了蒙汉青年“是朋友兄弟，不是冤家仇敌”的思想。剧中着力刻画了蒙族女青年金花儿泼辣、奔放、豪爽的性格；和她的未婚夫迪鲁瓦耿直、粗犷、鲁莽的个性；也塑造了汉族抗日青年丁世雄的形象，表现了他以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坚定、沉着的斗争精神。剧本情节曲折，穿插着人物的爱情遭遇，又涂以民族风情的色彩，颇能引人入胜，因此成为阳翰笙剧本中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四幕剧《两面人》是一部政治针对性很强的剧作。虽然剧中的“两面人”是茶场主祝茗斋，但作者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当时抗战形势下的种种两面派的。祝茗斋周旋于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面敷衍，两面利用，两面逢迎，两面打击，目的妄图永远保住自己的茶山。但是当群众觉醒，他的两面派真相败露后，就完全陷于孤立，遭到了失败”。这一题材本身决定了剧本的政治讽刺性，作者也试图将其写成一部政治讽刺喜剧。但阳翰笙善写悲剧而不善于写喜剧，《两面人》的喜剧性不强。
从戏剧文学的艺术成就来看，欧阳本义的历史剧更值得注意；他在历史剧中发挥的一种基于现实政治思考的壮烈的悲剧精神，更使他的创作个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五幕历史剧《李秀成之死》取材于太平天国革命史，创作动机则出自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作者说过：“《李秀成之死》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写成的，但构思这个戏的时间却要早得多。蒋介石反动派在五次‘围剿’时期，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主张作为根本政策，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将镇压太平天国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引狼入室的卖国贼曾国藩极力吹捧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大肆宣扬。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写作历史剧，赞扬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借以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抗战爆发，作者首先选择了李秀成这个人物作为历史剧的主人公，突出表现他忠贞刚毅、智勇双全的抗敌斗争精神。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演出此剧，作者对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勾结帝国主义进攻太平军的罪恶面目，只能从侧面来写。解放后的改本中，他才得以从正面补上这一笔。
《李秀成之死》通过1862～1864年间可歌可泣的天京保卫战，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放在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中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悲剧形象。他被从反帝斗争的前线召回，保卫被清军疯狂围攻着的天京。但是，尽管他有忠于太平天国的一颗赤诚之心，尽管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尽管他深得军心、民心，他却不能超越严酷的现实：内有天王洪秀全的昏愦、愚顽，洪氏诸王的腐败、堕落；外有强敌的军事进攻。他委曲求全，苦撑大局，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既然天王拒绝了他“让城别走”的战略方针，他只能与天京军民同仇敌汽，誓死保卫这座无望的危城。最后弹尽粮绝，城破被俘。英勇就义之前，他怒斥汉奸卖国贼，无比自豪地回顾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着热烈的希望。剧作家的描写虽然未必尽合历史的事实，但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总潮流来看，他所提炼的悲剧主题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的。同时，从创作方法上说，《李秀成之死》是作者转向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在《前夜》、《塞上风云》中，只注重情节的设置和构想，对人物的现实主义塑造不够。而在《李秀成之死》中，作者较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再现历史、描写人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刻画李秀成这个英雄人物时，以新的历史观为指导，重视对环绕这个英雄人物周围的广大群众的描写，他说：“我是把李个人与群众这两点集中起来写的。”如果说《李秀成之死》是阳翰笙戏剧创作走向成熟的第一步，那么《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则是他经历了长期艺术积累后所取得的更高成就。
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是欧阳本义的代表作，也是现代历史剧优秀作品之一。此剧之作，也是出于现实的政治动机。欧阳本义曾说：“《天国春秋》写于皖南事变之后，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的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忍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了这一历史的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斗争的武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以后，农民革命最高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逐渐尖锐化。1856年，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密令下杀死主理朝政的东王杨秀清及其全家，又想杀害对此举有异议的翼王石达开，石闻讯逃走，但家人被韦杀尽，怒而起兵声讨；洪秀全又迫于舆论压力，下今诛杀了韦昌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韦内讧”事件。这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阳翰笙将这一政治事件搬上舞台，只是从某种角度加以发挥，寄托他对皖南事变的义愤。为了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他故意淡化政治气氛，包上了一层爱情纠葛的外衣。但这倒是加强了戏剧的艺术效果，丰满了人物的形象。剧中关于爱情矛盾的一些虚构，对揭示人物之间的冲突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是戏剧，而不是历史。
《天国春秋》的戏剧冲突是在杨秀清、傅善祥、韦昌辉、洪宣娇这几个人物之间展开的。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操有军事、政治大权。在军事指挥上，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主管朝政上，他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踏破了清军包围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赢得了很好的形势。对长江上下游、天京南北线各路军事，他调兵遣将，施展雄才大略。韦昌辉怂恿部下抢水营的船，动摇军心，影响支援上游的计划，他不管韦的北王之尊，下令杖责，以平军心，表现了刚毅果断、铁面无私的性格。韦昌辉是领导集团中的一个异己分子和阴谋家，他政治上通敌，生活上腐化，作风上耍两面派。他表面上顺着杨秀清，极尽阿臾奉承之能事，背地里却挑拨离间，破坏杨的威信，对杨嫉恨之至。而杨秀清却对此毫无觉察和警惕。欧阳本义是把杨韦矛盾放在人物的爱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这就引出了傅善祥和洪宣娇这两个女性形象。傅善祥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开科录取的女状元，才貌出众，学炽渊博，为人谦恭宽厚，在东王府料理文书事务，颇得杨秀清的赏识。两人志趣相投，进而互相爱慕。但此事激起了寡居的西王娘洪宣娇的嫉恨。早年在广西时，杨秀清、萧朝贵都追求过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后来她嫁给了西王萧朝贵。西王战死后，长期寡居的洪宣娇与杨秀清多有来往，有意重温往日之好。这位昔日的沙场女将，刚烈任性，无所顾忌，又在寡居的孤独中有些心理变态。因此，她的妒火很容易被韦昌辉扇起来，于是她在哥哥天王面前诋毁杨秀清和傅善祥，加重了天王的猜忌之心。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其全家的惨剧中，洪宜娇充当了帮凶。而善良正直的傅善祥则成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天国春秋》虽然将政洽斗争淡化于爱情的渲染之中，但悲剧精神所包含着的道德谴责与作者创作动机中的政治意图是一致的。杨秀清的光明磊落与韦昌辉的阴险狡诈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十分引人思考。杨秀清中刀即死，怒指韦昌辉：“昌辉！我们兄弟之间，就有什么意见，难道不好商量的吗？你为什么竟对我下这样大的毒手，你竟一点儿也不念兄弟的情份，一点儿也不顾天国的前途！你，你，你，你还是一个人吗！”傅善祥跳火自焚，怒指洪宣娇：“宣娇！你来杀吧！你以为我也像你这种只顾私情，竟把我们的民族深仇忘得干干净净的人一样吗？……我想总有一天，你会受你良心的罪责的！”联系皖南事变后的人心和形势，这些热辣辣的语言正可激起一切公正人士对反动派的义愤和谴责。洪宣娇最后发自内心的忏悔，把悲剧精神的政治批判力作了有力的揭示。所以，“每当剧中人洪宣娇在觉醒后惊呼：‘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观众席中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五幕历史剧《草莽英雄》也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歌颂革命斗争，总结历史教训，仍是剧作家审视历史的主要出发点。此剧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剧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是一位“草莽英雄”--四川高县保路同志会会长罗选青。欧阳本义着力刻画了他疾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刚正耿直的江湖义气和在群众中的高度威望，但通过他失败牺牲的悲剧，也写出了这位“草莽英雄”在暂时胜利面前盲目自信、对凶残阴险的敌人丧失警惕的错误，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保路同志会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两者的胜利果实都是被摇身一变“拥护共和”的保皇派和军阀袁世凯之流所篡夺的。当罗选青率领备路同志军打下县城初战告捷，被人们尊称为“大帅”，出于“义”，他放走了假意悔改的县知事；出于“义”，他又轻信了清朝地方武装投降反清的谎言。正如革命党人唐彬贤所说：“人家在挖空心思地想干掉我们、我们这儿的人却都昏头昏脑”。作为罗选青性格核心的侠义精神，既包含英勇果敢的一面，又包含"昏头昏脑"的一面。直到被敌人包围，重伤牺牲之前，他才清醒。他对唐彬贤说：“你记着，千万记着，你快点设法去告诉孙文孙先生，你说，你说我姓罗的说的，那些扯起旗子反清廷的，还有许许多多是来浑水摸鱼的一些狗杂种！请他千万当心！”欧阳本义把悲剧精神的渲染和历史教训的总结紧紧结合在一起，突出了戏剧的政治倾向性。从《天国春秋》落幕在洪宣娇的忏悔，到《草莽英雄》落幕在罗选青的觉醒，剧作家立足现实反思历史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欧阳本义的创作风格在五幕剧《槿花之歌》中有一些新的变化。他根据他在北伐战争时期结识的一位朝鲜革命者的经历写成的这个剧本，反映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前后朝鲜人民反日爱国的斗争，也算是一部历史剧。剧中描写了一位朝鲜母亲崔老太太的感人形象，尤其表现了她从爱子之心上升到爱国之心的心理历程。“从前我只懂得疼爱我的儿子们，现在我可要用我疼爱他们的那颗心，去疼爱那些受苦受难的朝鲜人呀！”这是母亲之心的壮严而崇高的升华。作者通过对母子之情、兄弟之谊、夫妻之爱的生动描绘，表现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情节构成的“戏剧性”不像已往剧作那样浓，而抒情性和象征性则有明显加强。
欧阳本义戏剧创作的特点，首先在于他喜欢把政治斗争的大事件搬上舞台。他不像有的剧作家那样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透出社会政治的消息，而是直接从古今中外的重大革命斗争中汲取素材，并以自己对现实政治斗争的思考来“消化”和“烛照”这些素材，从中提炼出时代感和战斗性很强的主题。当他刚开始戏剧创作时，他就公开申明不喜欢丁西林那样的戏剧风格：“严格的说来，丁先生的许多作品中有一些只能算是很轻松的小品文，不能看成是可以上演给观众看的成功了的独幕剧的。”这话并不说明他对丁西林的正确认识，但说明了他自己对戏剧艺术的特有的审美角度。显然，这一角度与他长期处在革命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有关。
其次，欧阳本义的悲剧大大胜于喜剧。他说：“在我认为，悲剧也许还比喜剧更能感动群众、刺激群众、鼓励观众的……我们写代表恶势力的人物获得胜利和代表革命势力的受到牺牲，是能使观众对这个剧本详力思考，从剧中获取教训。”他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等历史悲剧，在悲剧精神伪发挥上都颇震撼人心，但《两面人》在喜剧精神的渲染上就相形见继了。
再次，欧阳本义的戏剧风格是明朗、质朴的。从结构、语言到剧作的整体外观，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结构上他追求单纯，力避繁杂；语言上注意简明，不事雕琢。他的历史剧虽与郭沫若一样都是借题发挥，充满政治激情，但没有郭沫若那种天马行空的奔放气势。他注重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全景式粗笔勾勒有余而细腻刻画不足。
欧阳本义是中国现代革命戏剧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同时，他还创作了话剧《三人行》和电影《北国江南》。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欧阳本义与周扬、夏衍、田汉同时被打为文艺界“四条汉子”，被囚禁了九年。1979年恢复文联副主席，主持文联日常工作。
欧阳本义在文艺界与茅盾齐名，他与郭沫若一样，都是现代文艺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