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宁湘古宅

四川古城镇：一种正在消失的文明

一听说有记者来采访，成都邛崃市临邛镇宁湘宅的10多户居民们都从家里涌了出来，把小小的天井挤得满满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表示对政府将强行拆迁宁湘老宅的强烈不满，以宁湘的第四代孙宁永铭老人为首的宁家后代，甚至表示要与老宅共存亡。
宁湘宅位于成都邛崃市临邛镇，据史料记载，清朝“咸安宫”（皇族学校）教习官宁湘告老还乡，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在邛崃临邛镇建宅，次年建成后取名“奉政大夫第”，被称为“宁湘宅”。宁宅的风格具有浓郁的晚清庭院特色，建筑面积为1350平方，1987年，被成都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令宁家后代焦虑万分的并不是可以得到多少拆迁费，而是他们守护了几代的祖传老宅从此将永远消失。说是“异地重建”，政府并拿出了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但宁家后人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与“假古董”相差无几的建筑。正如一位40多岁的宁家后人指着院里满了青苔的井和雕花穿斗挑梁说：“能造这样一口井吗？柱和梁用的木料，100年都没有坏，这样的东西那里去找？”最让宁家后代不能接受的是，隔壁的建筑工地已将宁湘宅的老墙挖塌了一大截，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正是政府将地皮早已卖给了房地产公司，不拆除宁湘宅，房地产公司将不能再继续施工，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政府部门才三天两头地通令，甚至扬言要强行拆除，甚至给部份老房贴上了封条。
其实，像临邛镇宁湘宅这样的事例，四川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现在许多人只有靠回忆才能想起一些老建筑的模样。且不说成都五、六十年代还有着像西安一样的城墙，有着类似北京故宫一样的皇城，有着几十座古老的桥梁，有着大量体现川西民风民情的四合庭院，但它们现在大量都消失了。单就这些年来，四川省７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几座还担当起这样的名声？顶多在庞大的“水泥森林”中孤零零地散落着几处古迹，悠久的文化和遗传密码早已没有了它们的信息载体。
近年来，整个社会文物保护的意识增强了，在四川省，媒体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和听见关于保护文物的批评性报道，专家们的呼吁也时有时续。但一个无情的现实却是，许多古城古镇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尤其是一些本来足以吸引大批旅游者前来观光的古镇，本来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却不伦不类尴尬万分，许多的古镇已经名不符实，就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保留下来的，老街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古建筑中也夹杂着不少砖混水泥房屋，放眼看去格外扎眼，部份古镇其环境之脏乱差，规划之杂乱无章，老房拆除速度之快，都让人唏嘘不己。省文物局专家朱小南一针见血地说：“过去，我们是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现在有了，却又面临其它的利益选择。从理论上讲，所有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都应该保护下来，比如说欧洲，如果没有那些中世纪的古建筑，那么欧洲的文化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古建筑中间包含着我们过去历史的传统信息和文化遗传密码，一旦破坏了，就永远消失了。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钱，保护文物尤其古建筑是很花钱的，我们拿不出来；二是出自生存环境的局限，人们只能在老建筑地基上建新房子，这是大量古城古镇消亡的主要原因。”资中县罗泉镇工会主席陈本春指着远处一片有着青瓦飞檐的老房子感伤地对记者说：“要不了几年，这些房子恐怕就不在了，实在太可惜，太可惜！”罗泉古镇位于资中，仁寿、威远三县交界处，素有“鸡鸣三县”之称，该镇古建筑数量之多，国内也较为罕见，老街蜿蜒５华里，如“蛟龙”悠然游荡，所以罗泉又有“川中第一龙镇”之称。尤其是一些文物，如辛亥革命同盟会在该镇福音堂召开重要会议，导致四川发生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以及代表四川制盐史的盐神庙，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陈本春带着记者看了几处已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建筑，一根根横倒竖钭的梁柱，一扇扇陈旧腐朽的门窗，满地的青苔和破砖烂瓦，都在默默地诉说着上百年的历史和风雨苍桑。他说：“这些年来，上面讲保护，但却无行动，镇上那点财政收入，保吃饭都不够，那里还顾得上保护文物？今年我们下决心把全镇铺上青石板路，还是居民一家一户集资凑的钱，保护房子根本说不上。”
犍为县罗城镇面临着与罗泉镇同样的尴尬。整个小镇形如一只搁在山脊上的船，梭形的建筑面局是船底，两旁的建筑是船舱，东端的灵官庙是船的尾舱，西端的天灯石柱是篙杆，构思十分奇特。但记者在罗城镇采访时看见，古街范围已比过去大大缩小，一些古建筑只剩下一个屋檐，后面都修上了砖混结构的现代房屋。就是古街本身，也夹杂着一些极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如镇公安派出所，坐落在古镇中心地带，显得十分扎眼。镇分管文物保护的干部李平清无奈地对记者说：罗城镇虽然列上了省重点保护古镇名录，但省市县至今没有给过一分钱保护经费，今年以来，全凭镇上从干部工资中硬挤出10多万元，进行房屋维修、消防设计和道路建设，但面对大量急需培修的古建筑，这点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省文物局保护处处长夏扬对记者介绍说，四川是一个文物大省，但省财政用于全省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每年只有400万元，而陕西省是一个多亿，浙江省是6000万元，河南省是4000万元。四川这点钱平摊到全省200多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个单位一年不到２万元，连小修小补的钱也不够。一些地市县文物保护专项资资金更是少得可怜，如成都市一年只有50万元，乐山市一年只有10多万元，许多市县甚至一分钱也没有。由于经费投入远远赶不上破坏周期，造成问题成堆，积重难返。
尽管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政府部门在保护还是发展上还是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保护吧，需要大量的资金，显然像四川这样的西部穷省，资金安排上还考虑不到这方面来。不保护吧，又担心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并不排除有部份官员根本就认为那些老房子是“破烂不堪的无用之物，早就该拆除了，既生活不方便，又无现代化的气息”。这种指导思想导致四川现在大多数城镇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城镇惊人地趋同化。
朱小南进一步论证说：“四川老民居有其自身极大缺陷，首先是它的建筑材料以木为主，四川地区又格外潮湿，房屋寿命周期也就是100多年，现在普遍到了要大修的时候，维修成本相当高；二是这些老民居阴冷潮湿，住起来也不舒服，人们要拆掉它们修新的房子也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比如说，把具有文物和历史价值的老民居保留下来，大多数居民搬迁到其它地方修房子，老街只保留较少的人口容积率，老房保持原汁原味。现在人们一说古城镇保护，都举云南丽江的例子，但现实生活却是，人们一边说着丽江，一边却心安理得地拆除掉那些价值并不亚于丽江的老建筑。”这中间最大的障碍仍然在资金主导的价值取向上。当资金短缺使保护与发展成为鱼与熊掌的关系时，政府部门往往最终取向于发展而不是保护。
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成都大慈寺文化保护区的改造。今年以来，成都市面临第三次旧城改造高峰，得到市民们的极大拥护。但问题在于，成都是全国重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成都的规划中，又保留了宽巷子、大慈寺、文殊院三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对传统民居民宅“严禁大拆大建，推倒重来”。
但近来记者手中有一份材料，却是四川省9名建筑和文物专家联名写成的，标题是《十万分危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紧急关头》，其中有一段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大慈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旧城改造，不是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对该区进行保护性改建，而是纳入旧城改造范围，由有关部门将其片区内的房屋全部拆除成空地，推倒重来，这与《规划》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在全国大城市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记者到大慈寺文化保护区进行现场采访，看见大面积的拆迁已经正式展开，随处可以见大片的废墟瓦砾，残缺不全的老墙和房屋骨架，工人们抢着大锤在拆除砖墙，工地上到处弥漫着飞扬的尘土。
专家们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当一个古建筑群再一次从人们眼前消失时，人们宁愿相信这是又一次的“文化浩劫”，过去的教训仍然在一场场地继续上演。作为四川省会城市的成都尚且如此，你能让那些又穷又闭塞的边远小城镇怎么样呢？
一座座古镇在消失，一个个文明在断裂，这也许就是现代化的沉重代价。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就始终无法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点呢？要让那些渴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官员认识到保留这些又破又旧的老建筑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等几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观看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