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变迁探析——牧秀

    职业是劳动者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职业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经济性、工具性、社会性以及荣誉性的诸多功能。职业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贡献、知识技术要求、从业环境等是公众对某一职业评分的标准和依据。职业地位是指不同的职业依据其本身的社会结构功能所占有的不同的客观社会位置，决定职业社会功能的社会地位资源，包括权利、财富、声誉、晋升机会和发展前景等。所以说决定职业地位的不仅是薪酬，还有职业自由度、知识含量、发挥创造性空间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等。本文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变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新闻事业发展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即社会和制度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影响；另一个是新闻工作者自身素质，专业化水平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变迁的作用。
 
（一）新闻事业发展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
 
    古往今来，职业的兴衰和变迁以及社会人群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总是在反映社会的发展与潮流。职业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新的发明和消费水平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随着传统的手工艺技术的消失，与之相关的职业随之消亡；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还在加速地创造着某些新的职业，由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而导致的新的职业形态，它是人类技术进步的普遍化的倾向。新闻从业人员的产生正是基于科技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等因素而产生的。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息息相关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无不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总的说来，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中国新闻事业商业化起点低，发展曲折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互动，引发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信息的传播。这种对信息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整体的发展，提高了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新闻事业的商业化水平还是不高。
 
众所周知，我国媒体的兴起与西方媒体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差别。西方媒体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即当贸易发达的时候，人们需要了解商品信息，于是出现了报纸。报纸的兴起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并且最早的文体是消息。比如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由贸易而成为“世界性商场”的时候，它也就成了“信息的股市”。鉴于传播有用的商业信息有利可图，一些商人和商业机构就创办了报纸，如《荷兰商讯》、《阿姆斯特丹通讯》等等。
 
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端于商业，早有“小报”、“邸报”，后来《申报》、《大公报》等都是为了盈利而办报，但是随着后来政党报纸的发展，报纸的商业价值被它的政治价值所取代，革命斗争成为了我国报刊兴起的原动力。从第一部分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变迁的考察来看，早期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发展轨迹与阶级斗争是紧密联系的。近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我国新闻发展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我国报纸的革命性、战斗性突出，新闻性、商品性不足的特点，这种新闻价值观也影响了同时代的新闻从业人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闻事业全部归属国家所有。以报纸为例，这一时期的办报费用由国家提供，所谓“官办、官订、官看”的经营模式逐渐形成，报纸的商业性质逐渐萎缩，后来几乎不复存在。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却大大扩大。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我国的报纸几乎只有政治宣传属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的模式被彻底打破，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新闻事业的商业性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在新闻改革日程中提出“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运作模式，使报纸的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有了飞跃的发展，1998年全国的报纸广告额达到115亿元，是1983年的164倍（8）。这种发展客观上丰富、活跃了文化市场，促进了整体新闻事业的发展，繁荣了新闻事业，打破了党报一统天下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下，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相应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秩序还不够完善，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为了在激烈的新闻资源大战中求生存、谋发展，不少新闻单位频繁的栏目改版，甚至有时候以出卖版面或者播出时间为代价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对媒体从业人员来说，竞争的激烈，使他们不得不扎堆在新闻现场拼抢，为了完成所谓的征订任务或者广告任务，无怨无悔的“失语”，使得新闻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大打折扣，新闻界的浮躁风盛行。
 
2. 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气”有余
 
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全面迅速的反映着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并和后者相依存。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各个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或者间接地控制新闻界，力图使报纸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客观上繁荣了当时的新闻事业，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完善，新闻媒介的活动也逐步规范。同时，新闻媒介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实现其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社会，它打破了原有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以多元化为特征。因此，就更需要新闻媒介在权利和民众之间起到调和、缓冲的作用，保持国家和社会机构之间的信息渠道的畅通。
 
我国现行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闻体制理论中发展并成长起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以“匕首和刀枪”自居，新闻传播不是面向市场，很少考虑到受众的需求，更多的是官方的“宣传纸”。尽管如此，此时我国的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并不低，相反其阶级性越突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越高。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发现，72％的被访者对他们的工作“满意”或“非常满意”，新闻给自己的工作满意度打4或5分的人，在上海样本中仅有32.2%，在杭州样本中有34.2％。选择中位数3的人占上海样本的50％，杭州样本的49％（9）。
 
3.从业者文化素质提高，技术要求凸现。
 
作为职业本身，职业的社会地位反映的是一个职业的社会声望，综合了人所应有的教育和技术水平。
 
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也不断壮大。20世纪初，全国新闻工作者不过区区几百人，到了1999年，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5万人，目前新闻从业人员已逾70多万人。据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报业系统的社长、总编辑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7%；在457名社长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共299名，占65%；在1545名总编辑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共1060人，占69%。这一情况，在以后的十来年间， 随着建国初期的新闻骨干的大量离退休，有很大改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新闻工作者的比重，逐年递增，使得新闻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特点更为突出。
 
另外，科技的进步也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上个世纪初，只要能够读书识字，便有可能成为一个报人，随着科技进步和报社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全国各报社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普遍采用了计算机联网，激光排版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其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要求从业者掌握摄像，摄影，电子采编等等技术。一般说来，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越高，该职业的社会地位也会随之进一步升高。
 
4.中国对新闻工作者的保障缺失
 
“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问题）”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权和决定权比其他职业更显珍贵，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权和决定权的取得常常有赖于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我国国人所办的报纸在同治末年就已经有了，但并不被法律所保护。他们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发行需借外国人之名。办报在那个时代是“文人之末路”，是“不正当的行业”、“如有无闻，无所谓具函更正手续，小而起诉，大而封闭，但如果转登外报，即有错误，本报也无需负法律责任。面对“官报，无民意可言，外报，仅可代表外人之意思，虽期间执笔者有华人，然办报之宗旨不同，即言之亦不能尽其意也。”境地尴尬。
 
孙中山先生在《临时约法》中提出“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之后，一时间新办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建国后，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繁荣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社会对媒体的权利保障来看，现有的政策规定除了《宪法》第41条的原则性规定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基本上再没有关于舆论监督权利的法律或者法规制定。当前媒体的新闻自决权是由《宪法》的基本权利派生和推演出来的一种权利，它是粗线条、笼统的 ，可操作性并不强，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新闻工作者自主权的不平等。实力雄厚，影响力较大的媒体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权比较大，而地方的、影响力较小的、实力较弱的媒体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也常常陷入被动，自主权较小。
 
其次，从对新闻媒体的法律约束来看，现有的法律是难以保证新闻工作的正常顺利展开。近年来，诸如媒体审判一类的媒体越权事件时有发生，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法律执行和行政监管上的缺位；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社会管理职权分配或实施中存在漏洞敲响了警钟。作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是绝对不应当纵容新闻侵夺法律的尊严的。
 
缺少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和约束，是当下新闻工作人员所共同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对中国新闻传媒的领导，并形成了以党委主管新闻媒体的政策及规定，而且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这样的体制，在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或严重失误的时候，会对全局工作造成负面的推波助澜的影响。文革中的传播活动就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训。所以说，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执政党通过引导舆论以稳定社会是必要的，但怎么引导，制定何种规范，既保证了对新闻工作者的约束，又不会因过分的控制而抑制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权利，阻碍了新闻媒体的发展，使之失去存在的意义，这是当前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
 
从昔日的被指为“奸人”“无妄之徒”和“不逞之图”，到现代的新闻工作者被誉为“社会之良知”，“船头的瞭望者”。这种提高源于王韬、梁启超、于右任等人的报刊政论活动和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人的新闻采写活动，这种提高更是因为后来众多高层次的人才进入新闻工作领域，使得新闻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据研究工作者对20世纪部分名记者的文化程度所作的抽样统计，具有秀才以上功名的占8%；具有国内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2%；曾经出国留学具有国外学历的占30%；学历不详，但曾在中等以上学校担任过教职的占5%；曾经学习过一门以上外语的占54%。这虽然只是新闻工作者群体中最杰出的一部分人的情况，但也足以反映那个时期新闻工作者整体水平之一斑。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大公报》能在数年间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培养了一支出色的新闻工作者队伍，王芸生，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让人们了解了新闻，让人们尊重新闻工作者。
 
往往高素质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者的声望及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相反会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声望起到负面的影响。  
 
近几年来，“有偿新闻” 、“媒体权力寻租” 、记者受贿索贿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新闻的公信力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挑战，对新闻工作者的声誉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2003年的“繁峙矿难”，11名记者收受了当地政府的数万元现金和金元宝，使得这样重大的新闻成为“不闻”。记者在金钱面前“失语”，从而也可以说是当代新闻史上一例给广大新闻工作者脸上抹黑的“特大丑闻”。
 
有偿新闻屡禁不止，虚假报道层出不穷，低俗之风悄然盛行，不良广告大行其道。部分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还存在着特权意识浓厚，滥用新闻自由，新闻炒作严重，为新闻而新闻等问题，这正是有些新闻工作者违反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产生的恶果，严重地影响了新闻工作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媒介承担着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和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功能，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建设，迫在眉睫。
 
三、当前中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社会处境
 
职业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结构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大相径庭，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
 
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组织了一次对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四城市的新闻职业道德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新闻媒介的评价是基本肯定的。新闻报道的基本可信度、新闻媒介的基本满足度均达60％以上。公众对新闻事业功能的认知也是合乎常规的：宣传功能、传播信息功能、舆论监督功能被列为前三位。由此看来，在我国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与党和政府的要求和新闻机构的自我意识是相吻合的，但从新闻理论的角度分析，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或曰第一功能是传播信息，考虑到我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多年来强调宣传功能，信息功能列在第二尚属合理，同时也说明我国传媒的信息功能尚有欠缺之处。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信息的质量和传播速度方面。四城市比较，媒介发达地区的新闻报道被认为可信度较低，受众需要满足度较低。一方面媒介发达地区正是商业、经济发达地区，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也说明我国的传媒信息功能有待强化和完善。
 
另外，近些年随着新闻改革的发展，学界提出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媒体的说法。一般认为体制内是指党报纸类的政党报纸，体制外是指市场化的报纸。总体的趋势是党报的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弱化，市场化的新闻工作者却在学界和新闻界被热捧，影响力逐步提升。两类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职业伦理，管理方式差异甚大。因为这种分化，对新闻的评价标准也有两类，那些评上官办大奖的作品，被有关部门表扬的记者，多数公众并不认可，相反，这些年的有全国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大多是由市场化的媒体报道出来的。权威媒体不权威，主流媒体已边缘，基本上是今天新闻界的写照。
 
媒体现行的考核制度，如末位淘汰制，通过引进竞争机制激发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但同时也导致了新闻界的浮躁。因为考核更多关注的是“量”：多长时间或多大篇幅、多少篇、多少分；对具体稿件的采编难度、精彩程度，未有足够的体现。在这种考核制度下，涌现出的多是“易碎品”，很难产生深度的、平衡的、连续的、有影响力的名篇佳作。社会的发展，需要竞争，但引进竞争机制应该是在有科学的制度、规范的管理的前提下施行。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用以激发活力、鼓励合作、宽容失败也许更有利于建立一个和谐的新闻界。
 
从《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下绝大部分新闻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调查对象将新闻职业的主要优点归结为从业者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和新闻媒介的良好发展前景，这种对新闻职业的理解是准确、全面的。除工作辛苦之外，收入少被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认作新闻工作主要缺点之一。政府部门提出高薪养廉政策，我个人认为要从整体上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应当适当的调整新闻工作者的收入，缩小差距。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新闻工作者经济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工资约为3700元，其中以报纸记者为最高，近3900元，而电台记者最低，为3050元。此外，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工资外收入平均超过1000元。而2000年宁夏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年人均收入工资仅为8642元。这种经济回报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中西部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引发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使得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新闻工作者整体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