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魁阁时代”学风

       1938年秋，费孝通满怀报国之志，从英国学成归来。他从越南西贡登陆，沿滇越铁路径入昆明，任教于其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不久，费孝通在云大组建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工厂、劳工等的调查研究。当时，昆明已无“大后方”的宁静与安全，日寇战机几番轰炸，研究室被迫于1940年迁往呈贡县城魁星阁，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先后参加“魁阁”研究的有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均、谷苞等人，可谓精英荟萃。

　　研究室创立之初，吴文藻即希望其成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费孝通不辱师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让研究员依兴趣与特长自行选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指导。此外，他还将流行于欧美大学，以调动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主旨的教学模式“讨论会”（seminar）引入研究，不定期组织讨论会。讨论会上，研究者陈述各自的研究，围坐一起的同事进行学术批评并给予建议，气氛温馨热烈，碰撞中时有灵感产生。作为研究室主任，费孝通不仅虚心采纳建议，还主动承担刻蜡板、购买办公用品等杂务，让大家潜心研究。

　　良好的学术氛围、深入的学术讨论、和谐的研究空气使研究室硕果累累。《云南三村》《昆厂劳工》《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汉夷杂区经济》《化城乡地方行政》《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一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著作均在这一时期由“魁阁”成员写成。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文化形貌，将人类学研究视域从原始部落扩大到普通社区，实践了“普天之下处处是田野”的研究理念。

　　1940年，费孝通受邀代表云大赴美访问，为期一年。期间，他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将部分“魁阁”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向世界展示了战火中的中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这些著作反响很大，李约瑟、费正清夫妇等学者曾慕名造访魁阁，并极力促成美国政府邀请费孝通赴美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之事。“魁阁”著作的影响也大大提升了云大的国际声誉，也让世界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魁阁学术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费正清及其夫人考察时，在对魁阁及其环境作了描述后感叹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见，魁阁是有一种精神的。关于魁阁精神，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社会人类学本身便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所处理的题材涉及文化的各方面，他对研究工作的重心虽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各人的兴趣，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

　　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练自己的身手。而他总是极诚恳的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这也是自己的成功。

　　三是公开的辩论。在魁阁，最难得的是公开辩论。他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益是见之于“席明纳”小班研讨，这是一种形成于18世纪德国大学的小班研讨教学模式。当一个研究工作者选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对已经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讳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四是伙伴精神。参加魁阁工作的人，每个人都是这团体里面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休戚共甘苦的精神。由于经费的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管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氏在这里就表现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写得一笔很好的钢板字，魁阁所出版的油印报告，都是他们自己写自己印。

　　魁阁时代已过去了将近七十年，魁阁学人多已作古。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经坎坷，重建之路又走了三十余年，成果颇丰，但疑惑也不少。本真的学术之魂与学问之道究竟是什么？又在何处？学界在求索中并没有忘记“魁阁”，这些年时常有回忆，有纪念，有反思，也有造访，更有学者呼唤“重归魁阁”，并起而行之，对当年云南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学术往往具有时代性特征，过去了的魁阁时代已难再现，然而，魁阁精神却具有永恒价值，魁阁之路正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