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关于东北辽阔的土地的历史、东北地主发家史，读端木蕻良小说可以获得生动印象。东北地主是个什么派头？与南方地主绝对两样。东北地主拥有广袤的土地，他们按“天”计算，一“天”等于十亩，动辄拥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数，所谓“家称万贯，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个垦殖团，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开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环境里取得一定地位，要经过一番挣扎奋斗。
端木老家在科尔沁旗，那里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游猎民族对于土地的经营远远落后于汉人，也必须依赖汉人。他们并不从事土地生产活动，坐吃山空，最后不得不以典押、出卖土地为生。端木的先祖——太爷——是发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这个地位，也靠高明的兼并手段获得大量土地，比如高价买进，低价出租——土地与佃户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卖地的领主，他就用包围计，先将其周围土地买下，这样一来中间这块地放水、施肥、运粮一切活动都要经过他的领地，要承他的同意——处处被辖制。而太爷表现得很宽大仁厚，并不刁难。但谁都明白这块地已是太爷伸手可得之物。当时买卖土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邻地领主有优先购买权，只要这块地出售，太爷就有优先购买的便利，他不买，别的买家才有机会。于是太爷家的地越来越多。他娶了当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带来丰厚嫁妆；他又将弟弟送到远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继父继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业一并接回来了。最终，太爷拥有土地达到一两千“天”。这时就提高地租，因为垄断形成，再没人与他竞争。于是，用东北话形容，他家“发财都发冒烟了”！
东北地主家既是生产单位，就有这样一干人马：大当家的，相当于董事长兼总经理，一切说了算，有时也有二当家从旁分担；掌包的，好几位，都是家里子弟，负责押解钱粮，进城买卖；以上都是家人。家族以外的人，最上一等是管事，阔气的管事下边有跑腿的，都是代表地主对外接洽事务的；如果金钱过往的事多，还要相应设外柜，外柜专门在外收债，能说也会武，对付企图拖欠、赖账的债主；内部管理设一个账房。以上属于管理层。在农事上，打头的地位最高，率领一干长工、短工、散工、帮工种地、收割。赶大车送粮的车夫叫作老板子，赶小车的相当于地主出行的司机叫大把，其他还有打更的更倌，看门的门倌，量记的记倌以及猪倌、羊倌、马倌、磨倌、碾倌还有炮手（保镖），这么多人吃饭，必有专人负责做饭，称大师傅，他手下还有帮忙小伙计，叫小打。一个东北地主要管着这许多人，像大军统领，出门要乘七套或九套大马车，一匹最漂亮的白辕马，其余配上墨黑骡子，远看黑白分明，加上紫铜套环白马索，挂着串铃，带着炮手，跑起来那个威风气派、那份招摇！对比起来，江南地主更像温文书生。
东北民风彪悍，土匪多。地主家都造有四角高墙的炮台，必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炮手提着长枪、盒子炮，个个好勇逞强，遇土匪来袭，上炮台应战。地主家不论男女长幼都玩枪，其中枪法最准的一个被称作保家虎。遇有大帮土匪过境，附近邻居的年轻女人可以躲到地主家避一避。
土匪走了，但四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却如危险的暗火。太爷开始宣扬自家风水好，又渲染了狐仙佑护的传说——他曾在河水泛滥时救了一对狐狸，这对狐狸要报恩，长期庇佑这家人，这家人逢年过节一定先给狐仙烧香祷告。太爷要让人们相信，也让他自己及后代相信：发家致富是好风水带来的，是狐仙保佑的——谁也别眼红！
暴发的东北地主渐渐讲享受，雅起来。端木的太爷从南方运来花木湖石，专门雇了花把式侍花弄草，雇了烟把式打大烟，雇了靛把式染布。平日里，太爷缓带轻裘，在铺了木地板又铺了羊毛地毯的房间里，穿着毡袜走来走去，把玩收藏的金器、玉器，用南方花木的名字给孙男弟女起个乳名，或者写写游戏文字，记些诸如醉虾的烹制法、彩蛋的画法、晒玉兰花的方法。这些雅事后来子孙玩得更专业了。据说还分三派：一是寻花问柳派，将相好的佃户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马背上、地头边笑语繁华；一派是笙管笛萧派，几个人在县里公共花园的荷花池亭雅集凑趣，吹拉弹唱，也攫球打弹或笼鹌鹑、斗蟋蟀；还有一派是武打派，端木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爱使枪弄棒，打架寻衅，拜干爹，认干儿，结拜金兰，赶庙会，看野戏，打牌押宝。除此之外，端木的父亲还像太爷一样好美食，家里餐桌上轮番转着银鱼水蟹海参燕窝鲨鱼翅……玉盘珍馐，奢华的饕餮。
此时，在大背景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大连株式会社正悄悄地伸出两臂，将东北经济命脉揽紧紧攫住，把东北土地的出产带向国际大市场，也把世界经济危机的传染病引过来。由于落后，东北农产品无可改变地受到外国商品的压迫。此时东北主政者无作为，中国南方在忙着内战。那时一道山海关分隔，关里与关外还相当隔膜，关里人看东北人像爱斯基摩人。于是当东北地主从迷梦中醒过来，发现东北的肥沃土地再也不是富裕的标志，土地上的出产不值钱了。东北地主对土地起了怀疑，不再投资卖地。游资没有出口。想办企业，为时已晚。只有做高利贷。但东北农村破产，东北经济在大崩溃边缘，贷款抵押亦是高风险。一时间破产的、倒闭的、赖债潜逃的大地主小地主，到处都是。这就是“九一八”前夕东北的境况。端木家拥有的土地到他父亲死时只剩二百“天”，而这时已全部折腾没了。
作家端木蕻良就是这样一个东北地主破落户子弟，执笔为文前，见识过繁华与繁华的飞灰烟灭。见识之外，作家还有自己的立场。就在这个地主家庭里，父亲与母亲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
端木的母亲原是佃户的女儿，长得漂亮，被他父亲看中，一定要娶过来。派媒人去说，不成，因他的名声不十分好，佃户家不愿意女儿去受罪，还要被人说攀高枝。但端木的父亲不肯罢手，于是强抢。在一个黑夜，他雇了40多个打手去抢人；而佃户这边的大儿子也约了亲友，一场恶仗，打得头破血流，人还是被抢了去。
端木的母亲在婆家的生活充满酸辛。她在娘家是受钟爱的独女，在田野里无拘束地生活，端木说，母亲“有一种真挚和慈爱的情感，完全和我父亲的荒唐野蛮不相容”，也与这个地主家族虚伪奢靡残酷的生活不相容。但是她却因娘家是小户人家、没排场被轻视嗤笑，被公婆加紧训练。起早贪晚地劳碌侍奉，冻着脚在雪地里候着，还不许回娘家。她娘听说了女儿的委屈，鼓起勇气踏进这深宅大院，却被挡在二门外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见到，只留下为女儿做的厚棉鞋。
端木的大舅自抢亲那一仗后十几年不登地主家门，后来来看妹子和外甥们，也不愿见那仇人。对端木兄弟小孩子们感叹：“你大舅志气了一辈子，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他已很穷很潦倒了，穿着很旧但很干净的长衫。端木的父亲碰到他还叫他“黄大先生”，叫端木的二舅就是“黄老二”了，因他是穿短衫的。端木的外婆家原是大佃户，家道还殷实，后来遭土匪抢了两次，加之整个东北农村的衰敝，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潦倒。在端木记忆里，舅舅们来他家，有的来拿旧衣服，有的来要钱，有个舅舅抽大烟竟来偷东西，舅舅的儿子也只配做端木弟兄们的陪玩与跟班……他们只是拖累母亲，没一个能给她撑腰。而此时端木的父亲还一味在外胡闹，今天和这个械斗，明天与那个起诉，外宠很多，几次想讨姨太太。其中一个叫“小精”，接受了绸缎布匹、金银首饰和3000块钱，在家里做嫁衣准备嫁过来，端木母亲不顾一切闯到那家，扯了那嫁衣，搅黄了这婚事。父亲从城里回来得知此事，二话没说，抄起马棒当头打下去，母亲立时昏过去，一顿饭工夫才缓过来。那时端木大哥才满周岁，二哥三哥和他还没出生。端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他讲自己的身世，嘱咐他记着，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把妈妈的苦都写出来。
端木的母亲还是很泼辣的，丈夫几次讨姨太太的事都被她闹黄了。那个暴脾气丈夫气得甩手往苏州、扬州玩闹去了，一路卖些什么带金匣的琥珀烟嘴、赤金手表、顶好的鼻烟、八音盒、话匣子、高筒皮靴、礼服呢西装……以及《黑幕大观》、《海上百美图》、《天胜娘魔术》……一次他看了一本南开学生写的《直奉战云录》，就鼓动也是南开学生的二儿子写书，端木的二哥迷武侠，正打着武侠小说腹稿，父亲很高兴，亲拟书名：龙虎英雄传。那时端木十来岁，从旁听着看着，心里知道：他们正在写的书，和母亲所说的书完全不同。
1991年底，端木致信他的传记的作者孔海立说，在和萧红认识前，他已发表不少作品了。作品写了什么？当然是东北大地，平原、草原、河流、风砂、雪雨以及那里的人们，特别是他的母亲。写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时，端木21岁。他将小说寄给郑振铎，这位文学研究会的前辈作家、文学史家看罢回信给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者，称此书“必可震惊一世人耳目”。鲁迅、茅盾、胡风都热情关注这位有才华的文学新人。
端木写小说有两副笔墨，凛冽彪悍与温润细腻，即便前期那些剽悍之作也有评论家认为风格“冷艳”。这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毕竟曾在东北大地主的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地生活过。这也是他晚年能写《曹雪芹》的一点很重要地原因。
且不说端木与萧红、萧军以及骆宾基等人恩怨了。自炮火中在香港与萧红死别，回到内地的端木，从他的年谱看，显得忙忙碌碌。今天参加座谈会，明天联名发宣言，又不断地赴宴，日记里记了很多次友人“招饮”。那时他常跟着柳亚子老先生赴宴吟诗唱和，一老一小似乎彼此很欣赏。忽一日，端木闭门写作，一天就写出小说《初吻》。那小说写的阴柔甜腻，他沉潜于儿时记忆，极尽缱绻，似乎不想返回现实，又似乎在那里与萧红笔下的童年呼应，甚至像是在童年的时光隧道中向萧红呼召，并在那不愿醒来的酣梦中与萧红比试才华，说：“你看，这是我的童年！”而萧红写《呼兰河传》、写《小城三月》的笔触在端木这篇小说里一闪一闪顽皮地跃动，令人惊颤欲呼：天啊，萧红附体了吗？！相信熟读萧红的人都会看出来。其后《早春》也是这样情形。端木还在小说前以萧红文中句子作引言：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后来他写《我的创作经验》，也以萧红的文中句作引子：夏天和秋天，积水和水沟一般平了。不管他要借此抒发传达什么，那其中的惆怅与寂寥是分明的。
在端木先生晚年，我见过他一面。他坐在轮椅里，头发花白，样子有点虚弱。他谦虚又似不经意地听着我们向他约写回忆录的建议，笑吟吟的也不置可否。直到我们刊物的主编、诗人牛汉对他说“你是活着的宝贝，是活宝”的时候，他灿烂地大笑了，因在东北方言中，活宝是特别逗乐、滑稽惹人开心的赵本山、小沈阳那样的人物。他被这个方言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但他的大笑似乎也没有声音。
端木是个闷骚的人，尽管小时候也骑马在他家田地里驰骋，拿着父亲给他的小手枪对天鸣放。用东北话讲，这个看上去有点“蔫巴”的人，天分极高。中学在南开，是校刊主编、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的理事，同学们笑他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才华是多方面的。校长张伯苓想保送他上南京政校，但他志趣不在那里。他原打算上“社会大学”——自学，后来被哥哥们逼着考大学，准备了11天竟同时考上清华和燕京，燕京考了第八名，清华免费生他是第一名，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受青睐。在清华，上逻辑大师金岳霖的课，考试竟得了前所未有的满分，惹得金大教授在课堂上点名：“哪位是”要认识一下，引起“多方艳羡的眼光”，“女同学大为注意”。
这样一个才子，遇见萧红，惊才艳艳。如果说萧军是（也自居）萧红的保护人，端木则是萧红的崇拜者。两个人能写，又都会画，还是一对儿病秧子——当能同病相怜，而以往健壮的萧军最不理解也不耐烦听萧红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痒痒的抱怨了。有多少人想了解这对作家短暂却引人遐想的婚后生活啊，连萧军也会暗自好奇吧？萧军与萧红，那是从一见面到分手都在文章里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却不见端木写这样的回忆，即使面对多人指责，也不回应不辩驳——只一首一首写旧体诗。他写出“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这样的诗句时，萧红已死了40年、50年了。端木做人行事亦很“冷艳”呢。